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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华文学的书写者见证者——对话学者型作家张奥列

来源:朱云霞 作者:张奥列 时间:2020-07-22 15:54:13 点击:

来自广州的张奥列,1991年底移居澳大利亚。移民之前,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活跃在文学评论界,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奖。移民澳大利亚之后,依然活跃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获得海内外多种文学奖项,如澳洲华文杰出青年作家奖、台湾侨联华文著述奖学术论著第一名、小说佳作奖和散文佳作奖、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中国新移民文学优秀创作奖等。出版纪实文学《悉尼写真》、小说散文集《澳洲风流》、散文集《家在悉尼》、《故乡的云,异域的风》、传记文学《飞出悉尼歌剧院》、人物专访《澳华名士风采》等,他不仅以中文在澳大利亚写与当地相关的人和事,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学者型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在热切地观察、思考澳华文学的发展和现状,出版有评论随笔集《澳华文人百态》、《澳华文学史迹》等。可以说张奥列不仅是澳华文学的书写者,还是1990年代至今澳华文学的观察者和见证者,在《澳华文学史迹》的后记中,他说:“澳华文学是一个不断崛起、不断发展、不断嬗变的过程……我以当事人、亲历者的身份,记下了文坛的岁月,留下了文学的记忆。而这些岁月这些记忆,都是澳大利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基石,是澳华文学的历史踪迹,我只是捕捉这些雪泥鸿爪,或许这也是今后澳华文学史研究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澳华文学,是澳华文化的一种呈现,也是澳洲华人历史的折射。”

这份对文学、对澳华文学的诚挚情感,也在我与他的对话和交流中深切感知。2019年11月因得知张奥列先生会参加在绍兴举办的“第六届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通过微信问他,能否在会议之余接受我的请教和访谈,忐忑是因为作为一个入门级的研究者,我更多的处在学习之中,读了他的作品和论著之后,感觉到他的深度和广度,我担心自己无法完成对话,也担心被他拒绝,毕竟此前我们没有过任何交集,但是他非常nice,答应了我。请教之前,我把他的创作历程,代表性作品又梳理了一遍,在心中草拟了对话的议题,期待能够从他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更进一步了解澳华文学和新移民文学。记得是在会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很久,但他是一个非常谦虚严谨的作家、研究者,对于我的一些问题,坚持要回到澳大利亚之后,查阅资料再进一步讨论。有幸的是,2019年12月初,我作为学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成员之一,跟随中心学术考察团赴澳大利亚进行交流,出发之前,又跟张老师提出希望能跟当地的华人作家有一个集体座谈对话。海外华人作家大多白天上班,所以我们约在晚上交流,让我惊讶和感动的是,张老师邀约了十几位作家,可见他的热情和真诚,而且都是各个社团有代表性的作家,让我和同事们有了进一步了解澳大利亚华人和华文文学的机会。就这样,经过国内和国外两次面对面的交流,以及多次微信、邮件沟通,这篇对谈终于完成。

跨国迁移与身份转换

朱云霞:张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们都知道在未出国之前,您在国内已经有很多文学评论的成果,评论集《文学的选择》、《艺术的感悟》都是颇有影响的著作,能不能谈谈您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去澳大利亚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张奥列:别客气!朱老师,很高兴能回答您的问题。

其实选择出国,也是偶然的一闪念。当时我妹妹在澳大利亚,她想申请父母出国一起生活。父亲正值主持广东省社科联的工作,不愿离开岗位。妹妹转而问我要不要出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长期封闭的中国终于打开了国门,许多年轻人纷纷出国看世界。我想,有这个机会也不妨出去看看长知识,也许还可以换个活法。毕竟那时井底蛙呆久了,外面的世界很有诱惑力。

其时,我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省作协担任一定的职务,是事业的上升期。在欧阳山、陈残云、秦牧、肖殷等前辈作家的引领下,在同辈作家的互动激励下,写作开始摸到了门路,且得心应手,作品也在全国各地刊物遍地开花。那时候还去了鲁迅文学院、北大作家班学习,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文学评论写作,渐渐参与到全国性的文艺活动之中,比如参加了全国长篇小说(茅盾奖)、全国中篇小说评奖的初选工作,阅读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可以说这些都锻炼了我的艺术眼光、开阔了我的艺术眼界。当然,和学院派学者的学术性研究不同,我们属于创作界,所写评论主要侧重于和作家的交流、对作品的解读以及对读者的推荐,写这种比较快,每个月都要发表很多篇文章。在文艺界思想比较开放的80年代末,我的评论写作也渐渐地走出广东,陆续在《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上发表作品,这对我的事业来说是一种开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所成就的,但我也深知,走好这条路也是很辛苦的,要付出很多精力。后来受到出国大潮的影响,我单位的同事、文艺界的很多朋友通过留学和各种关系纷纷走出国门。而我由于个人的心境、出国大潮的影响,加之家里的原因,可以申请探亲签证,就生出了不妨去外面看看的念头,也想放松一下自己。当然,没想到这一“放松”,就离开了中国文坛,在事业上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朱云霞:您曾在早期的文章中说到澳大利亚之后,即便是澳洲华文作家协会悉尼分会的会员,但已经不是专业的编辑,自己“实实在在是业余之业余”。这种跨国度的迁移、身份的转换,对您移民早期的文学写作来说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张奥列:因为离开了中国,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就看不到中国的文学作品,看不到中国文坛的信息。那时悉尼唐人街的书报店,书籍都是港台的繁体版本,报纸也是隔天从香港空运过来的。我曽看到报摊有《羊城晚报》,是七天的报纸打成一捆空运来的,一周来一次。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我基本上就是与中国文学界绝缘了。不夸张的说,在出国的前十多年里,我没看过中国小说、中国电影、中国电视。那时很多华人会租录影带看,谈起小燕子,我竟然不知道赵薇是谁。那时我的关注点已不是中国的文学艺术,而是自己的生存环境。

在九十年代,悉尼街头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文化专业人士,有歌手、乐手、演员、画家,有记者、编辑、教师、医生,他们大多数人一时都无法找到自己原来的专业工作。那时他们都是借钱或空手出来留学或移民的,找到工作挣钱交房租买食物是当务之急。我也是其中一员,所以根本就无暇想文学想写作。在旅澳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没写过一字,连想写作都是奢侈的念头。在异国他乡,一个喜欢买书藏书的写作人,变为一个不读书的体力打工者,这种身份的急速转换确实令人尴尬。

这种尴尬里有许多无以名状的无奈。我白天在餐馆打工,脑子很闲,就会东想西想,虽然每天工作完后,感觉身体很累,但是脑袋不累,只是自身感触很大,觉得自己出国之后的生活与出国之前的差别很大,彷佛陷入了边缘人的状况。不止是我,当时很多美院、音乐学院的学生都会选择在街头卖艺赚钱来维持在国外的生活,我对身边的这种状况很有感触,包括心理的落差,身份的焦虑,生存的困惑等等,而且西方和中国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甚至还会产生文化冲突。憋久了就想倾诉,就想释放。终于在一天半夜里爬起来,重新拿起久违的笔,写下了出国后的第一篇文字,想把这种西方的生活状况倾诉给中国的读者,就寄给了故乡的《羊城晚报》,由于是关于海外的话题,当时的反响很好,备受关注,后来就在晚报上开了个“悉尼夜话”专栏。后来这些篇章加上发表于中国其他报刊的一些文章,结集成书《悉尼写真》,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旅澳的第一部散文集。在中国写作时,因为说的是别人的作品,自以为是专家建言,有一种从容观察,下笔放纵,悉听尊便的感觉。在澳大利亚的写作,却是倾谈自己的切身生活,诉说自己的内在情感,是身在其中觅知音,有种不吐不快,急于倾诉的热切感。

朱云霞:在很多文章中您都强调了移民经验对于写作观察角度的影响,但也有非常理性的文化定位,您也说“经历了中华文化熏陶,流淌着炎黄子孙血液,我也不能抹杀传统文化的背景。我既有母国情结,也有居住国情怀,既有中华魂,也有澳洲心。”正是这种双重身份、双重背景,早就了您生活和写作的双重视角,在“东方与西方的交叠中揣摸一种新的语境,寻求一种新的话语。”在探索和寻找的过程中,随着移居时间的变化,您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知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张奥列:中国人移居海外,初期往往都有一种身份焦虑。我究竟是哪里人?身在异邦,却流淌着华夏血液,是认同母国还是居住国?这种身份焦虑,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严重。也许是民族根性,也许是族群观念,中国人极其强调血缘、血统、血脉。而西方人的身份意识却比较泰然处之。我曽写过一篇散文《梦月》(获第二届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大赛优秀奖),就从“家在哪里”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身份意识之差别。中国人是多么强调“乡愁”,看重“落叶归根”啊!你看那些经常获奖、经常朗诵的表达华人乡情乡恋的诗文,哪一篇会没有这些字眼,也正是这些字眼,才催人泪下。而大多数西方人,却觉得“哪里舒服,哪里就是你的家”,更看重当下的个体生存。

毫无疑问,我初时的写作,叙述视角都是强烈的中国人意识,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人西方社会。但随着慢慢浸淫于澳洲生活,慢慢融入于澳洲社会,慢慢接受了多元文化,我也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来自于中国的澳洲公民,我的生命是与南半球这片土地维系在一起的。所以我生活中的言行,都有一种澳洲公民的责任感,我的写作,自然也逐渐渗透了这种澳洲公民意识。特别是,我为海外读者而写作,作品在海外发表时,这种公民意识就更为强烈。因为岁月的淘洗,也让我感悟到苏轼所言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白居易所称的“大抵心安即是家”。

当然,我的身份虽然转换,但对中国的根不能忘怀,对故乡的情不会稀释,所以下笔时常常是两种身份交织,两种情感相缠,两种眼光审视,相信每个移民作家,都有这种“双重”的叠加,这也是海外华语文学与本土主流文学的一个本质区别。因为我们海外作家既有中国人的根底,同时也吸取了所在国的文化,与国内作家相比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视野更开阔了,我们的眼光、思维、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

多重文化经验的参照

朱云霞:1995年您出版了纪实文学集《悉尼写真》,“写真”让我们有一种从外部观看、欣赏的感觉。在1990年代尚在高涨的出国潮中,提供给大陆读者非常真切、直观的海外风情和域外经验,当然从作品的深度来说,不只是“观看”这么简单,是您以一个澳洲的新移民在用自己的文化经验和思维方式透视澳洲社会。能不能谈谈当时为何以“纪实”、“写真”的方式结集这本书呢?

张奥列:在中国,我主要是搞文学评论的,对别人的作品议长论短,对文学现象东张西望。到澳洲后,远离中国文坛,我关注的是当地的生活情状,想表现的是当地的社会风貌,所以就舍弃评论,转而以纪实、散文的方式去书写当地的人生百态,特别是华人的生存境况。

刚到澳洲的时候,一时也很难深入了解西方社会,但每天看到的、碰到的、听到的,却是一幅幅实实在在的生活画面。因为有中国的生活经历,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很自然就会有比较,有思考,有判断,有评价。但眼见的不等于全部,客观的不等于完全真实,所以当我写了一两篇之后,便留意从各个侧面去观察,把各种生活场面、社会细节记录下来,将自己的感受融进去。也许是受过文学批评的训练,习惯于居高临下看全局,所以就力图每一篇能揭示某个社会层面,然后以面面观的方式去呈现给读者,让读者从各种生活事实中去理解、去感悟西方社会的面貌和海外华人的情状。因为是写真,是纪实,所以我的笔墨是感性的多,抒发的多,也想藉此改变一下自己以往理性的文笔。

朱云霞:在《澳洲风流》的后记中,您曾写道:“既然生活在澳洲,写作于澳洲,就应该多去表现自己眼中的澳洲生活。”所以,在您的作品中有比较自觉的“在地”意识,从切身的处境与作为澳洲华人的文化立场,表现文化冲突与融合,写澳洲新移民的选择和追求。即便是“欧洲之旅”这一部分,也强调从澳洲华人的视角出发,对比的参照系既有中国、也有澳洲,是多重文化经验的参照。

张奥列:是的,我的写作喜欢从多重文化经验中去作比较。俗话不是有“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吗?人不是全才,不可能样样精通。人生经历也毕竟有限,不可能世态炎凉全都了然胸中。所以对一种现象的理解,对一个事物的判断,比较,就是一个简单而可靠的方法。我成长在中国,自然了解国情,初到西方,一切皆不熟悉,看到的表象你一时很难把握,但借助对比,你就能领悟其中的奥秘。譬如《欧洲之旅》,不光是欧洲与中国比较,也有欧洲与澳洲比较,除了中国、澳洲两个参照坐标,还有另一个坐标,就是我站在澳洲华人的角度去观察去理解。从各个角度去比较,你才能对事物的把握比较有分寸。多重文化经验的参照,应该算我写作的一个特色吧!

朱云霞:《澳洲风流》也很自然地让我想到《悉尼写真》,但是从“写真”到“风流”,再到后来的《家在悉尼》,已然呈现出一个“新移民”资深在地“居民”的转变。《家在悉尼》的后记中,您说“人在澳洲,家住悉尼,总要‘入乡随俗’,用澳洲人的价值观融入本地生活。”您的观察角度、思维方式、文化认知也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能不能谈谈在这三个作品集中,移民经验对于您的写作来说,分别是一种怎样的底色?

张奥列:这三本书出版的时间有先后,因为是结集,所以书中的作品时间上是有交叉的。但大体上,我的写作心路历程显然是有变化的。

写《悉尼写真》时,我还是拿中国护照,但这不是问题的结症。问题是,我当时还是以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眼光去观察澳洲社会,虽然笔下也有澳洲与中国的对比,但我的文化认知还是中国的。所以还是中国语境,中国叙事,只是场景在澳洲,是中国人眼中的澳洲罢了。

到了《澳洲风流》,作品比较当地化了,我关注的是当地生活对我自身的影响,当地华人(也包括我)的思想意识能否融入主流社会。虽然我的文化认知不可能脱离中国文化传统,但是我更多的接触了西方文化,也懂得了用多元文化的眼光去看待生活,看待世界。至于《家在悉尼》,我真的是比较自觉地入乡随俗了,感觉自己的一些作品,不能全都打上“中国叙事“的标记。

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我比较看重在地化书写,即本土化、当地性书写。它并非限制故事、题材的地域化,而是强调作家的视角,作家的思维,作家的写作心态,作家的期望受众,要立足于当地与当下,而放眼于普世与未来。我认为在地化书写要把握三个不同:一是目标受众的不同,首要关注与你生活密切相关的读者群,透过身边生活的典型性,折射社会的普遍性,让其作品涵义超越本土,在更广泛的领域与更多的读者共振。二是观察角度的不同,更多地关注居住国的人文生态环境,关注母国社会对居住国生活的影响,关注母国文化传统与居住国文化的互动。三是文字表达的不同,有自己生活环境的语境,有居住国的语言特色、表述习惯。如是,在地化书写,可令华语文学展现各种不同的地方性、独特性,使作品容量更为宽泛,文学面貌更具复杂多样性。

边缘感•澳华文学观察

朱云霞:海外华文作家大多有“边缘”意识,会把汉语写作看成是以母语抵抗文化失语的抗争或自我救赎。您在澳大利亚这么多年,作品也主要发表在当地报刊,形式非常丰富,内容多元,无论是在澳大利亚华文文学领域还是在中国大陆,您的作品接受度、认可度都很高,您是否有文学“边缘”的感受呢,中文写作于您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奥列:边缘感是肯定有的。作为中国人,离开中原大地,当然就处于边缘了。作为中文书写,身处非母语的环境,当然也是边缘。从移居的那一刻起,我就深知自己被甩到边缘状态了。写作人当然喜欢跻身主流,彰显身手。但面对边缘,也可以换个思路。主流与边缘是相对相应的,也是相辅相承的。主流的强势,也会让弱势的边缘留下一线生机,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譬如中国文坛,主流当然是王蒙、莫言们了,但严歌苓、张翎们不也是以其混血特色占一席之地吗?海外华文文学其实就是个混血儿,是中华文化与海外各种文化的混合体。它体现在跨族裔、跨地域、跨文化、跨时空的在地化书写,展现美学意义上的差异性。把握了这种差异性,你就不必纠缠于主流与边缘,无需一争高下,而在自己的天地里活得精彩,活出精神。若能为主流领域提供一点新鲜元素,有主流不可取代的价值,就很有意义了。

所以我并没有什么“抵抗”、“救赎”之类的意识,只是想在非母语环境中,用母语表达华人的内心真实,用母语展示中华文化在各种不同文化中的存在价值,用母语测试其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性和舒张力。只要你写,就不会失语。奥斯卡电影奖不也是设有最佳外语片类别吗?诺贝尔文学奖,不也是有非母语作家获奖吗?这也表明在英语主流中,不能忽略其它语种艺术的存在价值。非主流语种艺术也可以大放异彩,关键还在于你的艺术把握力,你的语境的独特性和普世性。

话说回来,我自己并没有这么高的目标追求。中文写作对于我来说,也许是自得其乐,但每个作家的写作,可偿不是自得其乐呢?先自乐,才有可能感染读者,才有机会让读者与你同乐。

朱云霞:说到语言的话题,我就想到澳大利亚以双语写作的作家,比如欧阳昱、毕熙燕等。以双语进行跨语创作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既能彰显其独特性,也是进入所在国主流文学圈的重要途径。澳华作家的英文创作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反响如何呢?不知道是否有更年轻一代的双语作者在接续承传?

张奥列:双语写作的确是海外作家的一条好路子。用当地的语言去写,就容易与当地社会沟通,与当地人交流。许多中文作家之所以不甘心于边缘,就是因为边缘缺乏影响力。白先勇在华语文学界举足轻重,可在英语文学界却被忽略。而哈金在英语文学界一举成名,才引起华语文学界的关注。在海外,用中文写作和用英文写作,这两者的影响力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多年来一直就有人提出,海外华人写作的出路在于双语写作。在澳大利亚,欧阳昱的诗歌、毕熙燕的小说,就是走双语写作的路线,特别是注重英语创作。还有一些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等地的华人移民,也时有英文书籍出版,近年也有本土年轻华裔用英文写作,但同时双语写作的却不多。至于这些华人的英文作品在主流社会影响如何,我听到的不多,不可妄评。但反而是,他们在华语文化圈并不热门。双语写作如能顾及到两个不同语言文化圈,可能会增加影响力。

从发展看,年轻华人的英文写作会逐渐增多,而中文作者随着移民趋势也会陆续有来。但中英双语并举的作者,似乎不会很多。因为两种文笔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脚踏两只船毕竟难度颇高。

朱云霞: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华文报刊在华人社区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能够以语言召唤群体的情感共鸣或文化认同。在澳华文坛,您既是资深的编辑,也是报刊的专栏作者,同时也是以在场的方式进行文学评论和观察的研究者。能不能从您的角度谈谈澳洲华文报纸对澳华文学发展的影响?

张奥列: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绝对离不开华文报刊,有哪个海外作家,不是先从报刊起步?即使成熟的作家,也是报刊的常客。华文报纸的盛衰影响着文学的盛衰。澳华文学的足迹,也时时刻刻留痕于华文报刊。

如果要追根溯源,澳华文学最早出现的就是200多年前梁启超访澳时在当地华文报纸留下的诗文,以及一些当地华人对生活慨叹的诗句。由于实行白澳政策,有一段时期澳洲没有了中文报章,所以也谈不上澳华文学。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澳建交,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移民增多,八十年代越南华裔难民大量涌入,香港、台湾移民也猛增,中文报纸重新出现,华文文学开始浮现。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的大潮汹涌,更使中文报刊风生水起,澳华文学团体也应运而生,澳华文学由此进入发展期,借助报纸副刊园地,华文作品到处开花结果。

那时的留学生、新移民都是踊跃投稿当地报刊,若没有众多的报刊在作者读者之间搭桥,就不可能激发作者的写作欲望。若没有报刊提供园地让作者初试锋芒,让作品集腋成裘,也不会促成澳华书籍的出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前十年,是澳华文学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澳华报章最为兴旺的时期。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的每份报刊,都形成各自的文学圈,而各个文学圈通过报刊的以文会友,又凝聚成庞大的澳华写作群体。那个时期的澳华文学作品繁多,也刺激了书籍出版,不仅有长篇小说、短篇集、散文集、评论集、诗集、传记文学、戏剧影视,还有几套文学丛书。

当然,作品的份量主要还是通过书籍的出版来呈现,但华文报刊却是制造文学氛围、刺激读者情绪、推动互动交流的利器。没有华文报纸这个基本盘,就难以搞活文学。由于新媒体的出现,阅读习惯的改变,当下澳洲华文报纸日渐式微,这也是当前澳华文学发展的一个困境。

朱云霞:您在2001年发表的《澳华文坛十年观》中谈到:“只要报刊园地不萎缩,澳华文学肯定会越来越活跃;借助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发表出版渠道,它也会与世界华文文坛有更多的合作交流”,从世纪初到现在,文学传播媒介和海外华文生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了,能不能谈谈当下澳华文学发表和传播的现状?

张奥列: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与传播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在当地的交流与影响,一是在海外包括在中国两岸三地的发表与评介。刚才已经谈到,澳洲本地中文副刊园地萎缩,作者与读者对副刊的关注度降低,所以也影响了文学的传播与交流,淡化了文学氛围。近年来,澳华作家也不断有作品在两岸三地发表、出版、获奖。但澳华文学总体处于弱势,所以也未能引起两岸三地的关注。

比如在中国,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机构越来越多,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也来越来越多,但关注澳华文学创作的却不多。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在美加,或在欧洲及东南亚。而刊物、出版社编辑也受此影响,多盯着美加及欧亚。这种趋势也带动了读者市场,而这种市场也促进了学界的落力。美加欧亚本来就有实力上的先天优势,但学界、出版界、市场三者合力,更推动了他们的创作,形成了强势,这也是事实。而澳华文学内在的疲软,外在的孱弱,使其与中国文学界渐行渐远。所以澳华文学要有话语权,还在于自身的振兴和外界的推力。

在澳华文学最为活跃的时期,中国出版界曾推出澳华文学的三套丛书:2002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的《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杂物随笔五卷;2003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澳华文萃》上下卷,及《大洋文丛》11位作者个人集;200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第三类文化系列丛书.澳洲专辑》,含小说、散文、纪实三卷。这三套丛书,合共收录了近百位澳华作家的各种类型的作品,如果中国学者花心思去阅读,也许会发现澳华文学的一些亮点。如果稍加点拨,也许会让澳华文学迈上新台阶。可惜这三套丛书没有很好在中国推介。除了福建出的那套书由刘登翰主编、林承璜责编外,相信也没什么学者读过,更不要说评点了。如果那个时候,有学者、有刊物推波助澜,澳华文学也许会开创新局面。如今,最佳时机已错过,丛书中的许多作者已归隐山林,淡出文坛,而坚持在写的,也没能在中国市场找到多少感觉。

朱云霞:您在移民澳洲之后,非常关切澳洲华文文学的发展,不仅有各种评论文章,也以文学创作来实践自己对澳华文学独特性的认知和价值承担,您曾在文章中不无忧虑地审视早期新移民文学的盲目和局限,也曾深切地拷问“澳华文学的灵魂是什么”,您不仅出版了第一本介绍澳洲华文文学的专著《澳华文人百态》,还出版了具有文学史性质的《澳华文学史迹》……是出于作为专业文学评论者的知识分子承担如此关切文学的使命,还是作为澳华作家身在其间,以文化理性自觉地对澳华文学的发展轨迹进行留存和建构?

张奥列:刚才说了,我在澳洲的写作,只是业余性质。虽然在中国,我是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但来澳后,生活环境变了,文学生态也变了,所以我的写作兴趣也有所转移。我更想写些生活中所思所感的心灵文字,评论只是业余之中的副业了。

坦率地说,我旅澳后的评论文字,并非有什么“建构”宏想。虽然在写散文、小说、随笔、纪实之余,还写了点评论文字,那完全是原来习惯的顺势而为之。因为自己在写,也看别人写,有时在阅读中产生了感触,便自然而然以随谈的方式写下点文字,与别人切磋交流。那个时候,我与许多作者的关系不深,甚至不认识,所以下笔多有冷眼旁观,实话实说。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争论有旁观。这反而激发了我开始用心去评说了。那个时候正是澳华文学的开创期,所以我的文字也正好为这一时期留下了难得的记录。也许出于评论工作的本能,我的评论写作,是先从作品关注,再到作家研究,继而对文学现象梳理,对文坛状况概观。不知不觉,倒写下了许多篇章,收集成书,倒有种纵览横看的规模了。只是,我并无写史之心,因为觉得澳华文学还不够成熟,还不是写史的好时机。我只是希望能为将来有心写史之人留下点澳华文学开创期的实实在在的记录,以及个人性的参考。

朱云霞:从1999年的《澳华文人百态》到2016年出版的《澳华文学史迹》,您的评论著作从非常多元的角度呈现了澳洲华文文学的发展状态,既有一个作家的值观体验,也有评论者的理性与客观。对于我这样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是学习和研究澳华文学非常重要的著作。近年来,我们在国内会感觉到北美新移民文学是强势之声,以及欧华新移作家文学的蓬勃之气,反而是曾经一度和北美同样获得大陆文坛和研究者关注的澳华文学显得有些落寞,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当下的新移民文学创作呢?

张奥列:相较于欧美,澳洲新移民文学确实有点落寞。但不少作家还在努力,仍在坚持。可以说,平静中的澳华文苑,还是时有涟漪的。比如近期,有几部作品在中国出版,在澳洲当地举办了新书发布或研讨会,颇有反响。韦敏、韦斯理母女合著的长篇小说《蓝花楹》,虽然是母亲韦敏以中文续写完成,但主体却是16岁夭折的儿子韦斯理病中以英文思维去表达的。它既是首部用中文描写澳洲从蛮荒到文明的历史小说,也是一场母女隔空的心灵对话。梁军的长篇小说《悉尼追梦录》,以出租车司机的视角去展示中国新移民及各族裔移民形形色色的现实生态。他几乎同时执笔同时完成的另一部《移民代理》,同样也是新移民众生相,二十多个移民申请个案,就是一幅幅流动画卷。而映霞的诗集《我只想透过你的爱来看世界》,以至真至爱的语言,铺写温暖,透露沧凉,有微笑,有感叹,有眷恋,有震颤,纯净而深沉。这是她的第三本诗集,上一本也在“上海书展”抢购一空。早些时候还有辛夷楣与澳人丈夫盖瑞合著的长篇纪实小说《人约黄昏》,采用两人交叉各自追述人生坎坷,年过半百之后,跨过东西方文化和个性的鸿沟,在南半球搭起一座心桥而相濡以沫,练达的文笔让真实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

澳洲长篇写作并不旺盛,但微型小说发展势头蛮不错。不仅有成立了十年的澳华微型小说学会,出版了《澳洲华文微型小说选集》,而且2019年还主办了首届全球戏剧微型小说征文大赛。这届大赛,澳华作家沈志敏《天皇盖地虎》夺魁,张劲帆《还魂》、张月琴《青胜于蓝》等获优秀奖。崖青的微型小说集《谁是澳洲人》不仅重版,获海外华文著述奖佳作奖,她的另一本《初吻》也刚出版。王若冰出版了《第三十七个女孩》的同时,也有多篇作品在中国获各类大赛奖,或选入各种选本。现任微型小说学会会长的吕顺也出版有微型小说选集《幕后新闻》、《车站依旧》,他的其它散文、小说也多次获奖。

相比于小说,澳华诗歌似乎更为活跃。除了刚才提及的映霞,西贝的诗集《静守百年》,看似柔情似水,却包含着女性的坚韧。西贝也是位中英双语写作的诗人,她的英文童话故事诗在英国出版,而中文儿童诗集,也在北京出版。同样中英双语写作的还有庄雨,她不仅有中英双语诗集《庄雨微诗选》,还有许多诗篇在各类大赛中获奖。作为诗歌群体,悉尼雨轩诗社最为醒目,几年间就聚合了老中青诗人、爱好者近百人。各种节庆活动,都看到他们登台吟诵诗作的身影,他们的诗歌还多次在中国的卫视节目中朗诵。他们新近出版的会员集《大洋洲雨轩诗荟第二辑》,被前社长布文称为“又一次吹响集结号”。现任社长梁风如故认为,这是一群刚刚度过了异国他乡安心立命奋斗期的移民们,重新拾起深埋在心底的钟爱。

至于散文,对澳华作家来说一直都得心应手。胡仄佳的《从悉尼到苗黔山》、洪丕柱的《文化,无处不在的文化》、海曙红的《澳洲艺术随笔》等散文集都各有特色。倪立秋的《神州内外东走西瞧》和刘海鸥的《半壁家园》、《澳洲家书.游必有信》还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散文佳作奖。

而老作家方面,冰夫、陆扬烈在上海作协关怀下都出版了洋洋大观的《冰夫文集》、《陆扬烈文集》。冰夫的叙事长诗《远去的群山》、陆扬烈的中篇小说《雪渡门》,都显示了作家暮年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剖析。郭存孝作为文史专家,旅澳十多年却出版了十多本中澳关系、澳华历史方面的著作和纪实散文作品,其治学与书写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我谈及的作品,都是近年出自中国新移民作家笔下,但只能点到为止。澳华文学的实力和潜力显然是有的,若能加强与中国学界、出版界的沟通,就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我还想提一下“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它是由萧虹女士私人出资捐助出版澳华文学书籍,每年出两部,扶持澳华创作。十多年来,已资助出版28部书,包括小说、散文、诗集、纪实、评论,特别鼓励长篇小说。只是部分书籍不在中国出版,虽在海外获奖,却没法在中国传播。

情感•文化•视角

朱云霞:您在《澳华文学史迹》的后记中说,旅居澳大利亚二十年多年,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国家日益亚洲化,“生活亚洲化的演进,促进了澳洲的多元文化,也为中国移民的汉字书写、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生存发展的机遇。” 在您的文学批评观念中,是非常强调当地性和在地化的。我想这种新的文化融合应该会催生新的文学创作环境,推促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一带一路倡议等,不少海外华文作家对如何以文学书写中国故事开始有新的思考和实践。海外华文作家的这种“回归”,确实提供了表现中国的新质素,但不少作品中的海外特性也在消失。

张奥列:你说的现象的确存在。这几年,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不断发光,许多海外作家作品得到中国市场的接纳,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赢得中国读者的捧场。中国市场的魅力,吸引了许多海外作家书写的回归。这是个好趋势,对海外华文文学也是一种推力。但这种市场吸力下,也容易引起海外华文写作的趋同心理。在这种心理下,难免会迎合中国市场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海外华文文学在地化书写的意识,淡化了海外华文写作的本土化元素。

所谓本土化元素,就是立足于当地的生活土壤,接当地之气,保持那种独特的泥土味,保持那种中外文化混血的美,保持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美学特质和品格。你可以站在异乡,回望故土,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扫描,但都是一个“他者”的视角,“他者”的观照。无论在母国或在居住国,移民作家都是“他者”。你若能把握“他者”这个角色,在“过来人”的距离感和“当下”的贴近感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把“过往”和“当下”的生活经验性转化为美学的超验性,你的作品就能容纳更多的新质。

新移民作家的书写,可以有个侧重的选择。如果你回流中国,或长居中国,专注讲好中国故事,结合自己的海外经验,为拓展中国文学作些艺术探索,这也很好,“精神还乡”合情合理。但如果你长居海外,生活重心在异域,不妨多些倾情于移居国的在地化书写,融入海外本土元素,借助国际视野与文化包容,发挥其混血优势,让具有混血美的海外华文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一种另类经验,另类参照,提供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

朱云霞:从国内研究来说,近年来对海外新移民文学的讨论非常多,但是研究者自身学科背景的差异影响了对新移民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定位的不同。比如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会比较强调新移民文学与当代文坛的关联度,甚至认为其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更多强调新移民文学自身的独特性。您作为一个身居海外的中文作家、文学研究者,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张奥列:我认为新移民文学与中国文坛当然有很大关联度,作家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作品受中国市场的规范,你不可能置身度外。但吸纳了海外异质文化,接受了多元文化观念,你的笔墨自然会更恣肆与弹性,形成作品的独特性。所以,是否纳入中国文学范畴,是否具海外独特品格,就要看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了。

其实海外作家因为生活立足点不同,观察视点不同,都希望自己的写作有其独特性,但能否独特,构思下笔时,心态很重要,心态决定你的叙事方式,影响你的艺术眼光。

新移民作家都有中国情结。如果你是以过客的身份,仍然用中国人的眼光去表现海外生活,就很容易很惯性地将海外生活套入中国故事,或用中国叙事去演绎海外故事。这显然与中国文学无异。

又或者,你的中国情结只是让你作为一种文化参照,以他乡亦故乡的心态来观察生活,让故乡的记忆,在他乡生活中化为一种前行的助力,让故乡的文化,在他乡文化的吸纳中产生新质,这便是用中国情结去解码融入他乡的心路历程,在多元文化的大家庭中寻求新的叙事。

两种心态,两种心理视点所传递的信息效果是不一样的,也会造成作品的品格秉性有异。

所以我觉得,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新移民文学,是个多面体,有其复杂性,不能一言蔽之。它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市场;也非一元或二元,而具多元性。领悟这种立体、多元的形态,才能把握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新移民文学的真实面貌,也更契合海外不同层面的华人移民的心态。

如是,新移民文学有些作品可以归入中国文学序列,有些作品具有兼容性,而有些作品却是源于中国文学却有别于中国文学、具有自身特质、自身品格的海外华文文学。

话说回来,新移民文学也不全是截然分开的。对于许多海外作家来说,故乡仍在心中,但他乡已是第二故乡,不管你拿什么护照什么国籍,常常具有两种情感、两种心态、两种视角,游走于他乡故乡两地,都有一种精神文化还乡的感觉。所以,新移民文学的形态也具有某种模糊性。如何定义,仍值得探讨。但要用开放的眼光去审视,却是必然的。

好了,朱老师,您一口气提了这么多问题,而且问的都很到位,让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从您提的问题来看,完全把握了我出国二十多年的创作状态。谢谢您,帮我一起从点到线,为我画了一幅文学之旅的心灵地图。

朱云霞:非常感谢张老师百忙之中如此详尽地解答和讨论,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澳华文学、新移民文学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和认知。

(本文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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