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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华留学生文学的一个缩影——简谈沈志敏早期小说

来源: 作者:何与怀 时间:2020-06-17 15:31:21 点击:

(《沈志敏:一位出色的澳华小说家》之二)

沈志敏1990年作为留学生来到澳洲后,便写了不少小说,反映来自中国的留澳学生的生活,成为当年澳华留学生文学的主要作家之一。

如他的短篇小说《红坊夜雨》(悉尼《东华时报》2000年7月20日)。当年,这五万中国大陆留学生生活极其艰难,“永居”又久候不批,许多人精神几近崩溃。在他们及其家人、朋友中间,五花八门的家庭、婚姻、性爱情欲故事层出不穷,自然也是澳华作家所描写的重要内容。有若干作品描写嫖妓的经验。吴棣一个短篇小说就叫做《嫖妓》(《东华时报》最早刊载,多年后《澳华文学网》2011年12月4日重载),从头到尾就是写一个穷留学生在妻子从国内来澳团聚前夕唯一一次找洋妓女的经过。他想了却一个多年的心愿,不幸得到的是一个令他完全垂头丧气的折磨。黄惟群的中篇《寻》(悉尼《东华时报》1999年6月3日、10日连载)刚好相反。作品中的主人公人过中年,在悠长的寂寞难耐的日子里从来没有真爱,只有在嫖妓的时候,才体验到性爱的快乐。而沈志敏的《红坊夜雨》又不是上述的两种单纯性欲体验。故事中的“我”在妓院挑中的妓女碰巧是同住在悉尼红坊区一座楼的邻居,在谈天中发现大家还是四川同乡。故事结束于“我”在雨巷中的等待,带着无限的惆怅,“红坊区仿佛迷失在夜雨之中……”。这个雨巷,令人不由得联想起戴望舒的雨巷。小说显然另有一番氛围情趣——这正显示作者在性欲之上的精神追求。

沈志敏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与袋鼠搏击》(《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小说卷》,第1-9页)构思本身就很奇特,极富想象力。它描写一个失去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遇上袋鼠的袭击,把澳洲特有的、但也不多见的景象写活了。小说中显示动物的灵性与人的精神对应,展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故事很实在,笔墨却很空灵。作者笔下的澳洲袋鼠,借力跳跃及与人握手言和的细节,简直就跃然纸上,可谓神来之笔。它那样强劲有力、彪悍顽强、善恶分明而又宽容大度,这分明正是澳洲之魂。悉尼作家张奥列当年编辑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小说卷时,把这篇小说的题目作为整部书的书名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与袋鼠搏击》是当年澳华文坛难得的短篇佳作,既很澳洲化,又具现实性,寄寓着人生拼搏的勇气及坚韧精神,可谓“澳味华风”──把澳洲风情与华人生态揉合一起。(张奥列:《不事张扬的沈志敏》,《澳华文人百态》,台北世界华文作家出版社,1999年10月,第60-61页;《澳味华风小说情》,同书,第160-161页) 所以,毫不奇怪,《与袋鼠搏击》被编进中国《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卷)作为大学教材,而且是澳华文学部分的第一篇。沈志敏作为作者也很喜欢自己这篇作品。事实上,可以说,在澳华文学中,还没有一篇超越过它的短篇小说。

沈志敏一部中篇小说《变色湖》(墨尔本《原乡》1996年第2期,第23-51页)荣获2000年中国盘房杯世界华文小说优秀奖。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违反签证条例的中国留学生被移民局官员追捕的过程,但其最可贵之处恰恰是超越了“居留”的主题。这可与他1995年电影文学剧本《枪声,响起在移民局门口》(又名“人类学论文”,澳洲《华声日报》,1995年1月28日-3月4日连载)比较一下。后者也有对移民问题的深层思索,其内容真实地反映出当年中国大陆留学生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活烦恼和无奈叹息,笔调沉郁并略带几分悲戚。但《变色湖》有所不同。故事主人公江华带着一把二胡来到澳洲闯荡,虽然直到最后“居留”问题并未解决,但他显然已经以他的二胡──所谓“东方上帝的声音”──赢得了澳洲人特别是澳洲土著的心。读者发现这是一篇东西文化交融的颂歌,一篇人性胜利的颂歌。

该小说叙述江华初到澳洲,遇到种种困难,特别是居留问题,但得到土著人的帮助。江华被移民官拘留时,一位土著长老带着手下来搭救他,顺便还把移民官和警察训斥了一顿。江华自己虽然命运未卜,但不怨天尤人,他甚至非常热爱澳洲这块神奇的土地。“澳大利亚天广地宽,是上帝心情坦然的时候创造出来的。”显然这也是作者的态度。请看下面的描写──一个还是“异乡人”对这块土地的感觉:

“每天傍晚,完成葡萄藤下紧张万分的收割,我都要攀登到这一道小山岗上,喘一口气,看着天那边,灿烂多姿如火如茶的晚霞,渐渐地泯灭在波澜壮阔的云端之中,景色的含义显得如此单纯,又如此深奥,也许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山川湖泊和河流,千万年来座落和流淌在这片土地的周围,它们肯定比我更加理解消失中的晚霞。”(同上,第25页)

作者以饱满的欣慰心情描写江华在一座古老的乡村小教堂里给人们演奏:

“阳光从彩色的花玻璃透射进来,和二胡声,和那一排排长椅上坐着的人们,共同营造起一种和谐氛围。这座教堂并不华丽,内部也没有高大宽敞的空间,和那些神圣的大教堂相比,似乎低矮了一些。然而,教堂内并不缺少上帝给予的情调。我想,平时间,牧师庄严的布道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心里,优美的风琴声漫在每一块砖缝间。今天,让一曲二胡声象泉水般地流入,让人们增添另一番情趣,也许,这是上帝的一种新观念吧。”(同上,第36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像其他许多澳华留学生文学作家一样,沈志敏那个时期的作品在艺术构思上总的来说格局不大,在思想观念上有些幼嫩,简单。《变色湖》多少就有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倾向。故事这样结尾:

“我伫立在红色的湖边思索着,一夜之间,水为什么由乳白色变成浅红色,我无法猜出其中的原因。但是人呢?一夜之间,我变得心胸坦然了,无畏无惧,准备踏入牢笼,而那两位移民局官员也改变了主意。是什么让这一切都改变了,是天地间的气候和温度,是山川水流中的矿物质元素,是人体之内的心理机制,是脑袋里的脑组织结构?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位万能博士,无法回答。

“水还是水,但是改变了颜色;人还是人,但是改变了一些见解。在水底的深处,在人类的心灵深处,却有许多东西是难以改变的。大自然深处有着精灵,人的心底下面有着灵魂。”(同上,第51页)

来得太突然太美好了吧?即使上帝已有一种“新观念”,并非全部澳洲人都已一致认同,亦非每一个华裔新移民都有幸得以亲身体会。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当年从封闭专制的社会来到自由开放的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文化人一种普遍急切期盼心理的折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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