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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刻官书新释

来源: 作者:郭存孝 时间:2020-01-22 16:02:11 点击: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珍藏太平天国原刻官书之事,笔者早年就听罗尔纲先生说过,但他详情不知。1994年,笔者应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博物馆之邀,曾赴澳大利亚对华人移民遗存进行考察访问,当时虽到达首都堪培拉,惜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擦肩而过。不久, 笔者移民澳大利亚墨尔本后,决心想看看这批太平天国原刻官书,以了宿愿。

2003年5月,笔者受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亚部之邀,去了该馆,受到欢迎,该馆给以提供全部原件观赏的优待。按该馆工作人员说,笔者有幸是自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购藏后馆外全面接触这批特级藏品的第一位中国学人。

该馆对太平天原刻官书及原版布吿,已作为特级藏品加以保护,不仅有精致的外包装,观看时也必须戴手套,而且展开翻阅时要小心。笔者花了整整三天时间,端的大开了眼界、大饱了眼福。笔者近40年来在中国各地曾看到过不少太平天国原刻官书,可从未一次便能看到多达二十多部原刻官书,真是心花怒放!笔者不由争分夺秒地仔细地观赏了这批特级藏品——太平天国原版刻书二十二册(辛开元年一册,壬子二年八册,癸好三年十一册,甲寅四年两册,)外有抄本一册。同时又意外地看到了三件原版布告和原抄布告六件。

澳大利亚珍藏的这批太平天国原刻官书是早期的大部分,其中的《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系存世孤本;而《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亦是世界唯一重刻本,弥足珍贵。至于那三件原版布吿,第一件是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颁发;第二件是癸好三年五月初二日颁发;第三件是癸好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颁发。三件布吿,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墨朱分明、色彩鲜艳,宛如新品。而极为可贵地是第二件和第三件布吿,竟是世界仅存之硕果,凸显凤毛麟角之尊。

笔者细阅这本已被做成合订本的太平天国原刻官书,只见新装封面上尚留有已模糊的原始英文,经考证方知这批太平天国原刻官书,是1853年12月,太平天国领袖在天京(今南京)赠给来访的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A.de Bourboulon)的随行神父葛必达(P.Clarelin)的。后来葛必达转赠给上海英国伦敦布道会,伦敦布道会随后将这批官书用棉线装订成一厚册,之后 ,连同已收藏的一些原版布吿带往伦敦。1961年,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从伦敦购得,次年初运抵堪培拉,该馆便将太平天国原刻官书和原版布告列为特级藏品。它是目前已知在世界范围内,除中国以外,尚有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和荷兰七国藏有太平天国原版刻书,不过澳大利亚却是被世人全面侦知而识得“庐山真面目”的最晚的国家;有幸地是也已知道澳大利亚则是世界范围内拥有原版安民布告较多的国家。

笔者对这批太平天国原刻官书和原版布吿,受到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如此地妥善保护,感到欣慰!笔者已为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笔者,一定要将这批海外珍籍从160年的尘封中挖掘出来,让它们踏上漫漫的返乡路。

笔者遂精心策划着要在中国出版,但感到出版是件大事,它关系到中国与澳大利亚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在中国与外国的太平天国官书和布告联合出版问题上尚无先例可循,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慨然同意合作,允准免费提供全部特藏品的电子邮件。蒙该馆厚爱,鄙人承担编辑与出版工作,首先献上了序文和内容提要,拟定书名:《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刻官书丛刊》。接下是,笔者决定自费完成是项重任。于是在中、澳两国间,多方奔走,几经波折、耗时八载、排除干扰,最后花落中国一流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该社郭又陵社长极为重视“丛刊”的出版,曾上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欣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2014年7月,该馆终使这部“丛刊”的精装影印本(一套四册,包括1:1彩色布告三图)献给读者。这是中国和澳大利亚有关单位在古籍珍本方面互动合作出版的一次成功典范。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高级馆员、原中文组组长黄韫瑜对笔者的努力和成功持肯定的态度。她说:“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系统收藏中文书刊,现在已发展成国外中文藏书的大馆之一。我馆亚洲部的“伦敦会藏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原版刻书和布告,被列为特级藏品。2001年,《伦敦会藏书目录》编成,经常收到各地的专家学者的垂询,郭存孝先生便是对这批藏书深表兴趣的众多学者中的一位。郭先生是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前任馆长、研究员,凭着多年的研究经验和专业知识,他认为伦敦会藏书中有关太平天国那部分数据,特别具有研究价值。2003年,他抽空来到我馆,仔细研究了这批珍贵史料。接着,他又联系各有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力促成了此书的出版。同时,他还为本书作了序、为所有的藏书和布告撰写了详尽的提要。对他付出的大量精力,我馆谨表示深切的谢意。”

对于“丛刊”的出版,亦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贾熟村研究员(已故)、《罗尔纲全集》主编罗文起。上海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周振鹤的认同和支持。他们还就《丛刊》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提出了书面意见,点赞《丛刊》的问世,不仅嘉惠有关研究机构与专门家,同时也顾及历史学的爱好者。

《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刻官书丛刊》已在中国问世。国家图书馆编辑出版的《文献》杂志进行了报道。2017年11月3日,南京紫金山/金陵晚报记者王希凌先生对笔者进行了采访,5日,即在《金陵晚报》刊出名曰:《澳大利亚特藏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归国影印出版始末》。这则长篇报道受到了网友的欢迎,当天在互联网上的点击率已达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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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太平天国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了解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良苦用心和一片真情,知悉《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刻官书丛刊》的诞生的艰辛与来龙去脉,现将序文附录如下:

“太平天国是爆发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场反封建抗侵略的农民运动。它在革命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政策,多数因限于空想,或因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未能实现。但是其编着镌刻印刷发行有自己特色的官书和布告工作,由于领袖有决心、持之于恒、措施有力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是有物共睹的。虽经沧海桑田,160余年过去了,如今分布于除非洲外的四大洲的累累的硕果遗存,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尽管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不乏糟粕,但从主流来看,太平天国的原刻官书和原版布告,在历史上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理应受到重视和肯定,并妥加保护充分加以利用,因为它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

太平天国领袖、天王洪秀全(1814—1864),为了对内统一思想、严肃军纪、宣扬政策、团结群众、打击敌人;同时扫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对外则宣传其革命主张、从1851年金田起义之初,便认真将著书立说当成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抓了起来。洪秀全首先明白宣布:“今恐通军大小男女兵将,未能熟知天父圣旨命令,故特将诏书天父天兄圣旨命令最紧关者,记录镌刻成书,庶使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欢心也。”这就把刻书的动机和目的说的再清楚也不过了。是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年)便出版了《幼学诗》和《太平礼制》,开创了出版原刻官书的先河。

次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当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于广西象州、武宣时,殿右六检点李寿晖即被授予“正典镌刻”官职,任务是“校对一切印书”;既有正职必有副职,既有主管官员,必有一定的机构和操作人员,可见镌刻官书之举,已有了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了。

到了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二月,定都江南重镇一一南京(改名天京)后,因为有了一个稳定的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才济济的大都市作为稳定的首都,其镌刻官书和布告的工作很快便迈入如火如荼的境地。太平天国首先将随军而来的两广、两湖的镌刻印刷工匠集中起来,同时积极网罗南京、扬州的杰出工匠,遂组成一支庞大的刻印出版队伍,与此同时又成立了各类相应机构,有“诏书衙”一一主编官书、填写兵册、家册等;“诏命衙”一一主撰写布告兼编书及提供诏旨初稿等;“删书衙”一一主删改孔孟诸子百家之书,取其“合乎天情”的内容,经洪秀全审阅后方可成书。又成立“镌刻衙”一一主刊刻诏旨和官书及印戳;“刷书衙”一一主印刷官书和布告。还有一个“宣诏衙”一一主收发官书、外出张贴诏旨、布告。还百一个“宣诏衙”一一主收发官书、外出张贴诏旨、布吿。如此它完整化,便将太平天国的著书印刻出版事业推向了高潮。

太平天国出版的官书,总称“诏书”,因为所有出版之书,均需洪秀全御览旨准,故又称“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每年出版新书必有“总目”公之于众。

那么,太平天国究竟编纂镌刻印发了多少官书?兹按年序说之。

辛开元年(1851年)

《幼学诗》《太平礼制》,共两部。

壬子二年(1852年)

《幼学诗》 《天条书》《太平诏书》《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天命诏旨书》《颁行诏书》《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共八部。

癸好三年(1853年)

《天父上帝言题皇诏》《三字经》《颁行诏书》《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诏书盖玺颁行论》《天朝田亩制度》《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共十二部。

甲寅四年(1854年)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御制千字诏》,共四部。

乙荣五年(1855)

《行军总要》,一部。

丙辰六年 (1856年)

因爆发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故未出书。

丁巳七年 (1857)

《天父诗》一部。

戊午八年 (1858)

《醒世文》《太平天国戊午捌年新历》《太平礼制》《武略》《钦定制度则例集编》(已失传)共五部

己未九年 (1859)

《资政新篇》《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会试题》《钦定功劳部章程》(已失传),共三部。

庚申十年 (1860)

《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天兄圣旨》共两部。

辛酉十一年 (1861年)

《诛妖檄文》《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新历》《钦定士阶条例》《钦定军次实录》《钦定英杰归真》《天父圣旨》《太平刑律》(原书失传)、《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税务局颁行税率》(原书未见),共八部。

壬戌十二年 (1862年)

《太平天日》(铜版本)、《钦定敬避字样》,共两部。

此外,未被列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或已列入总目,惜已失传,但史料上有可信记载;以及年代失考的刻书,有《幼主诏旨》《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诏书》《钦命记题记》《行军号令》《会议辑略》《天妈天嫂辨正》《改订四书五经》《九种规章》及《海关税则》。

据现存刻书和“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二十九部及可信中外史料所记,欣知太平天国曾刻印官书五十八部。至于癸开十三年(1863年)、甲子十四年(1864年),因临近天京陷落,故未能将刻书任务进行到底。

我们从清方史料得知当时太平天国出书之数量是很惊人的,时人所见“汗牛充栋、人人习见”,并非虚夸之词。再者,清朝各地官员和官兵,曾截获太平天国刻书“皆成束成捆”,甚至“捆载垒垒”,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太平天国官书的作者,主要是最高决策人洪秀全。另是南王冯云山、干王洪仁玕等。以及文官:卢贤拔、曾水源、曾钊扬、黄再兴、何震川、黄期升等。至于布告的撰稿者多出于无名氏之手。

出版官书的管理机制非常严格。首先是官办垄断,严禁私刻,对“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读者,定然问罪”。在太平天国内部,如《天条书》,规定人手一册,“朝夕诵读”,甚至做出“预期犹不能熟记者斩首”,可见态度认真以至偏激。为了扩大影响,将刻书免费“四处分送”。告谕则“大张”,希望在百姓与清朝的思想文化“绝缘”,热望“回心敬天”,达到归化太平天国的目的。

(二)

太平天国领袖为了争取外国“洋兄弟”的理解和支持,从建都天京开始直到辛酉十一年(1861),曾多次向来访者赠书,意在引起共鸣。如1853年4月底,赠给英国公使文翰(Sir.

G. Bonham ) 刻书十二部。是年12月,赠给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的随行法国耶苏会神父葛必达 十五册刻书 ( 即今澳大利亚特藏品 ) 。1854年6月,受英国驻香港兼驻华公使约翰.包令(Sir John Bowring)指令,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职员麦华陀(W.

H. Medhurst)和卢因.包令(Lewin Bowring)曾访问天京,他们除获得《利未书》等九册太平天国刻书外,还收到一件东王的原版“诰谕”。1858年12月,太平天国赠给英国驻华专使额尔金(Elgin,Earl)的翻译威妥玛(Wade.,T.F.)新出版的历书。1861年8月,干王洪仁玕赠给英国驻宁波领事富礼赐(Porest,R.J.)“圣书四包”----而这些宝贵的刻书,最后不是进了图书馆,便是身居博物馆的“冷宫”,成了隐居深闺人难识的“地下”宝藏了。

现在重点谈谈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这批太平天国刻书和布告的来源及其转辗历史。兹据葛必达神父的回忆,1853年12月10日,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率秘书顾随(C.de

Courey)、翻译官马凯士(M.Marques)、葛必达及其问答式传道师等,乘“贾西义”(Cassini)号军舰访问天京,公使受到十三响礼炮的欢迎。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秦日纲(时已升顶天侯、后晋封为燕王)热情接见了他,并与之会谈。公使离京后,葛必达及其问答式传道师受邀在天京与太平天国官员共度了两天两夜。据葛必达后来回忆,太平天国官员对他们“关怀备至,并与之共进晚歺。总是把我称作洋兄弟。散步游览或打猎,所到之处,总是被友好的笑脸相迎。在广西军内的两天两夜,是在谈论历史和宗教中度过的”。葛必达又高兴地说,在天京“他们(按指太平军)分发了几本使人领悟宗教真谛的书”。1854年1月6日,葛必达在上海徐家汇教堂,向法国巴黎南怀仁(P.

Langnillat)神父发去一篇报导,回忆去年的天京之行,他具体地谈到太平天国赠书之事。他说:“他们现已印行了20种包括广西人宗教教义及其军政管理等内容的小册子。我们已获赠许多种这一类的小册子。目前仍有500多人在从事刻版,用作印制众多别的书籍。在我们所获赠的书籍中,有一种是《马太福音》,我还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错误。我不知道他们是从何处得到这一译本的。另一方面,他们所印行的《旧约》中的其他部分,诸如《创世传》《出麦西国传》《利未书》和《户口册纪》,似乎可以断定是源自新教。我们被告知,所印行的书籍都由洪秀全在他昔日老师(如今是他的同僚)的帮助下进行终审。的确,所有送给我的书上都盖有一印,一种可称作‘旨准颁行’的戳记”。值得注意地是,葛必达的这段自述并未提及他当时接受过太平天国多少册刻书和原版布告。而遗憾地是葛必达并未看重这批贵重礼物,到上海后,他将这批刻书送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Alcock)。

1854年6月15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兼驻中国公使约翰包令,委派其子卢因包令和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职员麦华陀,同乘“响尾蛇”号和“冥河”号军舰访问天京。时英人请求买煤,未获太平军允准。舰长遂提出31个问题,请求回答。6月28日,太平军送来一件装在18英寸长、1英尺宽的黄色大信封内一件东王杨秀清的答复“诰谕”。此诰谕现存于英国图书馆。6月23日,太平天国“为使我们熟悉天朝诫律,特意赠送一批小册子,计有《利未书》《户口册纪》《乔舒亚书记》《天理要论》《贬妖穴为罪隶论》《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认厂、《诏书盖玺颁行论》《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共九部。”英国人阅后认为“这些出版物包含有许多新颖而珍奇的情报”,又认为:“其文风均冗长粗俗”。但是英国人在向太平天国表示“谨致最深切的谢忱”后,又向太平天国索取新出版的<<四书>>,以弥补不足。可是麦华陀回到上海后,他像葛必达一样,也将这九册书和一件东王诰谕,悉数交给阿礼国。而阿礼国又如法泡制,将这九册书和东王布告转赠伦敦布道会。至此,先来源于法国人和后接受于英国人的两批太平天国刻书,便殊途同归了。

此时,上海有位英国名医一一威廉.雒魏林(Lockhart Williom,1811—1896),他与伦敦布道会关系密切。因此被邀请来会整理这两批太平天国刻书。雒魏林遂将葛必达与麦华陀二人的两批刻书用纱线装成合订本。细心的雒魏林还在封面目录上,清楚地记下此合订本的来源,但令笔者兴奋地是,雒魏林还记下了葛必达从天京带回的大平天国刻书有十五部。它们是《太平诏书》《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天命诏旨书》《天条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平条规》《颁行诏书》《三字经》《幼学诗》《旧遗诏圣书》(第一卷,《创世传》、第二卷《出麦西国传》、第四卷《户口册纪》),《新遗诏圣书》(《马太福音书》)、《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如此,始知葛必达从天京带回的太平天国刻书的数量和名称。同时也弄清葛必达并未从天京带回太平天国布告。至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今日所藏三件原版布告,伦敦布道会和雒魏林均未作任何说明,但是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东王、西王“诰谕”,已知有相同的一件,现藏英国图书馆。

(三)

罗尔纲生前曾告知笔者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珍藏有一批太平天国原版刻书,但详情不知。至于还珍藏有太平天国原版安民告示,更不知晓。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位于首都堪培拉风景区内。她是国家级图书馆,既负有保存本国文献的重任,也非常重视非英语出版物的收藏。因此该馆设有东亚部中文组,已收藏中文书刊26万余册,荣居南半球之冠。但该馆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当侦知英国伦敦布道会——一个成立于1795年的超宗派的新传教组织——珍藏着丰富的来华传教士所出版及收藏的中文书籍,特别是太平天国原始文献,该馆遂于1961年,去英国从伦敦布道会买下了其全部中文藏书,1962年初运抵该馆后,该馆即将其中的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和原版布告列入特级藏品。为此特制中式书匣,予于保存。中文组现己为藏品编目,2001年又将书目数据化,旨在供学者利用。

1994年3月,笔者应澳大利亚澳华历史博物馆之邀赴澳大利亚考察访问,当时虽已到达堪培拉,惜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擦肩而过。移民墨尔本后,直到2003年5月,应该馆之邀,乃有幸成为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外全面接触这批已列入特藏品的第一个中国学人。笔者花了三天时间仔细观赏了这批特藏品——太平天国原刻官书二十二部(辛开元年一册、壬子二年八册、癸好三年十一册、甲寅四年两册)、原抄本一册。同时意外地还看到了三件太平天国原版布告和原抄布告六件。总算了却了夙愿。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藏二十二部原刻官书,虽是早期的大部分,但却弥足珍贵,尤其是当中的《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经考系存世孤本;而《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亦是世界唯一重刻本,凸显凤毛麟角之尊。

至于该馆秘藏的三件东王杨秀清与西王萧朝贵联名颁发的原版安民告示:第一件是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颁发;第二件是癸好三年五月初二日颁发;第三件是癸好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颁发。三件布告,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墨朱分明、色彩鲜艳、宛如新制。而可贵之处在于第二件、第三件原版布告,竟是世界仅存之硕果。它们在尘封160余年后,今日幸得公诸于世,从而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另外,该馆收藏的六件原抄布告 (癸好三年一件、甲寅四年五件) 与原版布告等系同龄之物,均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和利用价值。

(四)

太平天国的原刻官书和原版布告,为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和荷兰和澳大利亚八国所藏的一部分,但是澳大利亚所藏部分,却是最晚被世人全面侦知的。

太平天国早期原刻官书和布告,除澳大利亚外,现知其他七国的收藏部门,计有:

中国  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省图书馆和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英国  国家图书馆、大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图书馆。

法国  国家图书馆、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

德国  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

美国  国会图书馆、纽约公立图书馆。

俄国  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

荷兰  莱顿大学图书馆。

要说明的是,澳大利亚虽然收藏的只是前期的刻书,而其余七国前后期皆有收藏,但是澳大利亚所藏原版刻书与欧洲、美洲、亚洲七国所藏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共同特点,那就是这些原版官书从二十世纪初首被发现后,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均被列入珍贵藏品。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原刻官书,不论前期或后期,都刻印精善、卷帙完整、存世稀少,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弥足珍贵,皆应跻入善本书之林。

关于三件太平天国原版布告,均是东王杨秀清与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的(因西王早逝,此属挂名虚衔,实为东王一人署名)安民“诰谕”。按太平天国的文书制度,东王颁发的布告,称“诰谕”。规定“诰谕”边饰,上端画双龙,下端画云水纹。北王韦昌辉颁发的布告,称“诫谕”,边饰上端画双凤。翼王石达开颁发的布告,称“训谕”,边饰上端画双狮。太平天国的刻书和布告,全采用体型优美的木刻宋体字;封面及边饰装潢华美,多用高贵的杏黄色和土红色,并广泛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的祥禽瑞兽和吉祥纹样,书的扉页还加盖龙凤纹饰的“旨准”朱印等,这些除了表示官方权力标志外,它那艺术形象的魅力更是诱人,这也许就是他们能够流传至今的另类重要原因之一吧。

太平天国最高领袖天王洪秀全颁发的告示,称“诏旨”,其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而“诰谕”则是仅次于“诏旨”的权力凭证;它们不仅在军中、民间有极大的髟响力,有时也在涉外事务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澳大利亚珍藏的三件布告均是对内的安民告示,但太平天国却主动将它们赠送给外国人,此举用意昭然:让外国人明了太平天国正在实施与清朝截然不同的新宗旨、新任务和新政策、新措施,幻想得到“宗教信仰相同”的“洋兄弟”的认知、同情和支持。

(五)

回溯历史,中国学者将太平天国原刻官书陆续抄录拍照带回祖国,成就斐然。那么中国在海外首先看到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和原版布告的人是谁呢?清光绪二年底(1877年),中国首任驻英国副公使刘锡鸿(广东番禺人)在任期间,曾参观了大不列颠博物院,他情有独钟地是东方部中有关中有关中国的古籍秘本,但也看到了太平天国的原书和原版布告,即他所谓的“粤逆伪诏伪示,亦珍藏焉”。

将所见太平天国刻书抄录或拍照带回祖国的第一人是梁启超。1919年8月,梁启超访问荷兰,在莱丁大学藏书楼(即今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参观,发现了《天条书》等5种太平天国印书,并托人抄录归国。随后是1920年刘半农赴英留学,他也抄录了原刻书8种并其他档,之后编成《太平天国有趣档十六种》出版。再后是1925年程演生从法国摄录回原刻书8种,编成《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出版。几与此同时,俞大维在德国又摄回刻书9种,后被张元济补入其《太平天国诗文钞》内。1932年萧一山在大英博物馆摄得刻书、文书、书翰等,于1934年编成《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出版。1936年王重民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又喜得刻书10种,后编成《太平天国官书十种》出版。1984年,王庆成在英国图书馆拍摄到《天父圣旨》(第三卷)和《天兄圣旨》(共两卷)归国,后收入《太平天国文献八种》出版。1993年,王庆成去俄罗斯抄得太平天国初期刻书十种,后刊于《近代史资料》,如今斯人已作古,但他是新中国将海外珍藏的太平天国刻书抄录回国的第一人。

《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刻官书丛刊》计1300页,一套售价1800元。《丛刊》的问世,不仅已使这批太平天国原刻官书和原版布告得以呈现给世人,这对促进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文化与学术交流不啻是锦上添花。

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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