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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学会了“哎呀”

来源: 作者:李双 时间:2019-07-31 13:29:03 点击:

我原来遇到事,是不会说“哎呀”的。有话就说,没话闭嘴,反正不说“哎呀”。

1966年初,文革尚未开始,四清工作组还在。贵州省邮电机械厂,和省邮车总站,归一个工作组管。我和贵阳市邮政局局长谢共和一个组。谢共和,经常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人,一读几小时,是真的学习。贵阳市是报社那里先乱,遭围攻,整条路都堵了。我问谢:“到底要干什么?”他说:“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哎呀”。我傻得很,还追问:“你‘哎呀’什么?”结果他又说:“哎呀!”

那时当造反派的人多,我只认一种造反派:以前表现好的,造反了,我认;表现差的,突然起来造反,我不认。我公开在大会上说的;没有说“哎呀”什么的。

李再含,省军区副政委。1967年全省夺权,革命委员会成立,各大报刊都祝贺,叫“西南春雷”。确认他当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省里的第一把手)。67年当,68年、69年也当,当了好几年。0276野战部队的军人,反对李再含。我对军队代表说:“各省的一把手,全国只有29个,都是毛主席点过头的,我们不能反对毛主席。如果毛主席说他是坏人,我们才和你们并肩战斗。”军队代表只说了两个字:“哎呀!”我想,怎么谢共和说“哎呀”,你也说“哎呀”!

1975年,参加省委支农工作队(分若干小组),下到毕节地区。当地规定每户每年必须上交一头生猪。那时的猪可怜,80斤(市斤)就算达标。第一头猪全部上交;第二头猪上交一半,自己留一半。五类分子也必须交一头;而且,无论养多少头猪,都无自留部分,要全部上交。有个富农交了猪后,不想再交,又想吃肉,就在贫农家养了一头。不久被揭发。估计猪长到了80斤,公社(乡)去贫农家把富农的猪没收了。富农哭啊,让贫农来找工作队。工作队以贫农的名义去找公社,公社说交到县里了。县里又说交到市里了。要求县里去市里追回来,县里那人说“哎呀!”不了了之。觉得奇怪,从上到下,都会说“哎呀”!

我所在工作组,组长是林彭加。1969年,谢共和在家里吊死了,林当市局局长。那之前,那之后,毛主席都为邓小平说话,录音我听了好几次。怎么没有用呢,还是要打倒?我问:“邓小平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林说:“哎呀!”我想,怎么你们都说“哎呀”!

后来,应该是1976年底,又听到一次。吴玉斌,老红军,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妻子是局组织部长。军管时期吴到军区去参加学习班,有点失去自由的意思。我们工作队各组人员从毕节地区撤离,两辆大车,中途,两车的人员要换到对方车去。这不像脱裤子放屁吗?而且像我脱他的裤子,他放屁;他脱我的裤子,我放屁。我反对。吴局长说:“老李,哎呀——!”他从来不发火。文革初,大字报说他妻子和省局正局长张学籍有关系;其实没有。他生了不少气,但没发火。听到他说“哎呀”,不好对付,我就不再反对换车了,脱裤子放屁就脱,就放。到底为什么要换车,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吴玉斌不做家务,下面条不掺水。妻子死了,他就没着落了。请个女保姆,不怎摸样。有儿子;有个女儿吴小红,省邮电医院护士。子女照顾不了那么细致周到。最后跳南明河死了,85岁。哎呀!

以后,谁问我什么,只要不好回答的,我都说“哎呀”;或我要说别人什么,不好说,我也把“哎呀”丢给他。1966年到1976年,十年时间,我才学会这一手,很好用。别人一辈子都用,我下半辈子才会用。

我常常想起贾启允。他先在成都市委当书记,又到国家统计局当局长、书记;还当过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4月当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这个人好,能干,口才好,很英俊。他来贵州的当年,四清时,工作队下乡前,我是到铜仁地区,贾启允在六广门对工作队员说:“你们下去,什么条条框框都不要有,老百姓最需要解决什么,最急迫解决什么,你们就解决什么。不用请示,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种官少有。1967年底,贾书记被搞下来了,没怎么被批斗。1975年底去云南当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1977年2月,说是他给江青写过效忠信,写没有写不知道,就坐了冷板凳,叫作“待分配”。一年后分配到石家庄地区行署当副专员,降级降职了。后来当过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活了90岁。他从来不说“哎呀”,实干,一是一,二是二。可惜!可惜!

1980年,在省邮电器材厂(新厂,不是老的那个省邮电器材厂),省局工作组把职工王培书关起来审查。其实王培书这个人,每次运动都抓来审,并没有什么问题,都是芝麻蒜皮的缺点错误。就是个普通职工,活跃分子,什么事都能办,什么紧俏物资都能买到,哪里都能钻进去。说他投机倒把。“投机”的意思我知道,“倒把”是什么意思我至今不知道,问了许多人,都说不清。我总结了一条:任何人,若按照上级的政治标准查,都有问题。那么不是人有问题,而是标准有问题。李炳煊,还是厂领导呢,儿子没工作,找到王培书,王硬是给他儿子找了份正式工作。应该说是个人才。把他关起来,我在自己的办公室议论:“司法机关以外的组织不能关押人!”被人检举了。当时安顺地区的邮政局局长,来当工作组组长;我们省局的人,又到安顺去领导工作组。组长没露面,派了个组员罗鸿儒来找我。罗是省机要局办公室主任。我正在吃饭,被打岔了。罗严肃地问我:“你说器材厂的王培书不能关?”我说“是的”,并把《红旗》杂志上的社论给他看。他说“哎呀”,走了。王培书,继续关。随便关人,属于文革后遗症嘛!这时候我已经能够熟练运用“哎呀”了,他还拿这个应付我;他询问我的时候,我应该也说“哎呀”,糊弄他。现在,21世纪了,又开始下派工作组了,我觉得意外。

林彭加后来提了省局局长。他不会写,不会说,没能力。有一条,从不参加宴请。党组织怎么衡量他,我不知道。他哥哥林乎加,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102岁去世;不知道林乎加会不会说“哎呀”。说林彭加没能力,他早就知道运用“哎呀”了,我晚些。所以他比我有能力。哈哈哈!

2019年6月3日 李纯良口述,李双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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