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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逆反心理与隐形的报复

来源: 作者:吕嘉健 时间:2019-07-03 11:09:06 点击:

罗伯特·西奥迪尼在他的名著《影响力》里指出:“人类的大量行为都可以用逆反心理解释。”他说,逆反理论的核心看似简单,但它却盘根错节地交织在各种社会环境当中,不管是年轻人在花园里谈情说爱,丛林里爆发了武装革命,还是市场里的水果交易。面对限制行动自由的举措,人们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倾向。

在我看来,除了少数戏剧性极强的逆反对抗外,多数逆反心理的表达是花样百出的“隐形报复”。

逆反心理最易懂而著名的两个例子是:“可怕的两岁”;“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儿童心理学家把人的逆反心理倾向追溯到两岁,家长们给它起的名字是“可怕的两岁”。大多数家长都可以证明,自己的孩子在这一时期有着更多的逆反行为。两岁的孩子似乎掌握了抵挡外界压力,尤其是父母的技术。他们总是说出与父母要求相反的意见,而且没有任何理由的,只是为了反对而说“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时候是儿童第一次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把自己视为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个体,伴随着自主意识的发展,自由的概念也形成了。他们刚刚发现这一点,很想得到选择的余地,迫切想要探索这种选择余地的深度和广度。他们正在体验一件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我是独立的个体。

面对限制自由的举措,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都会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倾向,所以更为突出的反叛期就是青春时代。有深明此理的父母给它这样的建议:“要是你很想做什么事情,有三种选择:自己做;出大价钱找人做;要不就故意禁止你家十几岁的孩子做。”意思就是说:利用孩子的逆反心理替你完成你想要做的某件事。你越不准TA做,TA就越要做。和两岁一样,青春期正是个性意识萌芽的疯长期,对少年而言,这种萌芽意味着走出儿童角色,摆脱家长控制,迈向成人地位,获得随之而来的一切权利和力量。如果在这个时候对他们施加父母的权威,往往适得其反地得到强烈的逆反,你要是企图控制他们,他们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公然对抗。

正是因为双方家长对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恋爱强烈的干预,他们的逆反心理才以百倍的逆反渴望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也许他们最初的感情没有强烈到能超越家人设置的庞大障碍的地步。要是听凭这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他们的浓情蜜意说不定只是初恋时短暂的冲动罢了。

换言之:家长们总是孩子们叛逆的助推力。

对此,当代心理学家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尽管家长干涉会令感情关系出现某些问题,如一方会以更挑剔的眼光看待另一方,但干涉同时也让情侣双方觉得彼此更加相爱,更想结婚了。在研究过程中,随着父母的干涉越来越多,爱的体验也越来越强,而当干涉减少的时候,浪漫的感觉也慢慢冷却。

西澳迪尼明智的中庸建议是:

“出现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并不意味着父母必须接受、包容自家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谈恋爱。爱情是一种微妙的游戏,新入场的玩家很可能会频频犯错,故此,让更有经验、更有眼光的成年人指点一二,是有好处的。在提供这类指导时,家长应该意识到,青少年认为自己已经成年了,面对典型的家长-孩子式控制关系,他们不会做出很好的回应。尤其是在择偶这种显而易见的成人舞台上,用成年人的影响力武器(偏好和劝说)要比传统的家长控制(禁止和惩罚)效果更佳。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族固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对年轻爱侣施以铁腕控制,很有可能把它搞成一场炽热的地下恋爱悲剧。”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逆反心理引致严重的历史报复之案例,以下叙述一个故事,是明代万历皇帝对一代名相张居正在他少年时代严厉训导之秋后算账,是典型的逆反心理结出的恶果子。

1572年,9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登基,辅佐他的或者说代替他摄政的是他的老师、首席大学士张居正。

在历史上,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是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王安石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张居正著名的“万历新政”改革却获得了最高的赞誉,王世贞称他为“救世宰相”,李贽称他为“宰相之杰”,蔡岷瞻说:“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梁启超称他为大明历史上唯一的政治家,而黄仁宇则称他为“智慧的象征”。

张居正的治国功劳略如下述:实行“一条鞭法”,增加纳税田亩300万顷,国税陡增1.5倍;财政扭亏为盈,使国家经济强盛;以“考成法”整顿官僚集团,使之成为执行实务的行政力量,而大量缩编冗僚言官;使国防强势,平定倭寇、平息西南少数民族暴动、瓦解北方俺答的威胁,彻底解除了北部边患;治理了黄河水患,在湖北填湖造田,使之成为重要的农业基地,等等。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对于万历来说像父亲一样的导师、恩人和治国功臣,却在其刚刚去世半年的时候,19岁的万历皇帝就急欲摆脱张居正对他的强大影响,在反张派的怂恿下,万历对张居正做出了盖棺论定的论罪:欺君荼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结党营私、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等等。张居正实行的改革措施全部被推翻。两年之后,万历下令籍没张居正的家产,再下总结性论罪:“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按明朝法律,只有谋反、叛逆和奸党三类大罪才可以抄家,可是张居正并没有这样的罪状,就享受了如此严酷的待遇,可见万历内心里对这位恩师和摄政首辅是何等的厌憎。最后两句论罪词正式透露了万历逆反背叛的长期怨恨心理。

当万历9岁登基时,是作为一个傀儡存在的。作为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教导他,可谓勤谨又严厉至极。这是典型的“家长式教育”。万历的母亲李太后与张居正同心协力,严加管束小皇帝,每当张居正在堂上铿锵有致地授课时,小万历一旦走神懈怠,便会听到陪读的太监冯保大声疾呼:“皇上要听先生的话啊!”假如万历读书读错了,就会立即遭到张居正的严词喝断,使之“悚然惊起”。明代《定陵注略》里记载道:

“人知江陵(指张居正,引者注)威福自恣,不觉声色足震于幼主之前。后来之祸,宜其及矣。”

另一则史料记载更是不可忽视:

“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悍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漸长,心厌之。”(《明史·张居正传》)

已经够严厉的太后母亲还要用张居正来威吓小万历,从小留下的心理阴影何其强大。及长,作为皇帝的万历,其逆反就是非理性的报复。

当万历长成到17岁的时候,已经大婚的他,脱离了太后的日夜监视,开始享受作为皇帝的自由权。在宦官的引导下,他在皇宫里举行了极尽欢愉的夜宴,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好生活。如有宫女随从不从其旨,即加以责罚。这些闹剧为太后所知,李太后悲痛地祭告祖庙,准备废弃万历,另立新君。直到万历长跪哀求,李太后才答应给他自新的机会,并把万历交给张居正训导管束。

张居正责令皇帝自省过失,斥退其身边所有活跃分子,自己亲自承担对万历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一直到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才摆脱了翰林学士的羁绊,这时候,皇太后也再无能力管束他了。

当他青春成熟渴望独立之际,遭遇这次的严厉管束和夺位威胁,他于是在政事上开始了与张居正的逆反对抗:一次是私自吩咐工部铸钱50万兩,一次是传旨要内阁拟封自己爱妃的父亲为永年伯。当然两次都遭到张居正严肃而理正的否定,气急败坏的皇帝瞪着自己的老师和摄政首辅大喊:“难道皇上的岳父还不如一个总兵重要吗?”这两场皇上与首辅的争论显示了成长了的皇帝正式要与自己的导师与监国者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假如张居正继续在世,再过若干年,万历会直接对当年的摄政首辅大开杀戒。这两次对抗初步将十几年来积聚到几乎要爆炸的逆反心理稍稍作了释放。无奈万历天性和被训导得懦弱无能,只得等到张居正一死,才好借助某个机会完全发泄出来。

逆反心理的问题值得世人认真重视。逆反心理是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之一种动力。西奥迪尼指出:

“保住既得利益的愿望,是心理逆反理论的核心。心理学家杰克·布雷姆提出这个理论,以此解释人类在丧失个人控制权时作出的反应。根据这个理论,只要选择自由受到限制或威胁,保护自由的需求就会使我们想要它们的愿望愈发强烈,我们就会比以前更想得到它,跟这种妨碍对着干。”

理解这段话并增加我们实践理性的明智,功莫大焉。

逆反心理在人类生活中广泛而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所有人,每天影响着个人的行为、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在大历史的舞台上,它穿着隐身衣,让所有人不断恍然大悟地看到反反复复的悲剧。对此,政治家应当出于长时段的历史责任感而清醒地认知到“历史的报复”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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