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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库情结(三)

来源: 作者:祝枚东 时间:2019-03-05 16:14:59 点击:

初到悉尼,首先遇到的生活问题就是安家。悉尼地广人稠,但却不识一个说中文的朋友。黄一飞在皇家北岸医院工作,而我则在市区眼科医院读博。我们先在一飞医院的旅馆里暂住了两周,最终找了一个离医院较近的单元房栖身。以前在阿德莱德租的都是带家具的房子,现在悉尼的房子里除了炉子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要重新置办。我们全家打地铺三周才得以有床而卧。

接下来的问题是儿子的入托。孩子已经4岁半,需要上幼儿园。可是一飞医院幼儿园一周只有三天有空位,剩下两天始终不着落。最后在Billson教授太太的帮助下,我在离眼科医院两站路的悉尼著名红灯区Kings Cross找到一家幼儿园可以提供剩下的两天服务。可怜的孩子每天清早7点钟出门,跟我坐火车去幼儿园。幼儿园规定每天下午6:00前必须要接,否则每过时一分钟罚款10澳元。因为我的实验常常要做到晩上8-9点才能结束,所以我每天下午6点先把孩子接到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给他买点吃食,让孩子在我办公室待到我实验结束再一起回家,这常常已是晚上9点以后。孩子精疲力尽,多半在火车上就睡着了。这么折腾的结果就是他经常生病。每次他生病,我和一飞只好轮流看护他,白天一飞上班我带孩子,等一飞下午5-6点下班后,我去医院做实验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回家。睡3-4小时起来再看孩子和做家务。

转学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我失去了大学的生活奖学金,加上悉尼突然增加的托儿和生活开支,我们常常是入不敷出。为了生活我每周还要去一座办公楼做一天清洁工。那时候清洁工的工资每小时10澳元不需交税,干一天可以挣到80澳元,这对我们已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1995年Billson 教授受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之命接管了州眼库。当时眼库建制不全,效率极低,不能满足新南威尔士州角膜移植的需求,非急诊病人常常要等待2-3年才能做到手术。Billson教授知道我在南澳眼库工作过,就让我参与眼库重建和实验室工作。当时因为我还是全职学生,只能工作部分时间。就这样我又重新回到眼库並成为新南威尔士州眼库重建后实验室里最早的科学家之一。1998年当我博士研究生毕业时,我面临再次选择:做全职眼库工作,或是在大学做全职视网膜病学术研究。由于我实在舍不得丢掉其中任何一项,于是折中的选择了各50%。

自1995年至今的23年中,新南威尔士州眼库从原来全澳洲效率最低的眼库发展为今天全澳洲最大的眼库。角膜移植从1996年每年442例到目前按需获取,每年约800例左右,捐赠和手术量占全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捐献和手术总量的38%,等待手术病人从1995年一千多人,到现在完全按需取材。此外眼库还引进了新的角膜保存和材料预制备技术,拓宽了其它诸如羊膜,巩膜等材料的供给,开展了诸多课题研究,至2018年,眼库已经发展成为了新南威尔士州组织库(New South Wales Tissue Bank), 提供骨,关节,皮肤,心脏瓣膜等移植材料并成立了澳大利亚眼生物库(Australia Ocular Biobank),为科研提供眼组织材料。我们确实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

眼库实验室虽然不用去供体取材,但是仍需要7天24小时工作,随时处理捐献的材料。实验室只有一个半人,我和同事轮流值班,一年每人要值180多天班,直到2018年初,实验室才增加了一个编制。22年中我把4000多个日日夜夜包括节假日都献给了捐赠者和受赠者,这其中也离不开一飞和儿子的通力支持。记得2010年的新年除夕轮到我值班,晚上悉尼海港及大桥燃放焰火戒严,但是正好有人捐献,我需要去医院处理材料。当时汽车和火车都不通了,一飞陪我步行一个多小时穿过悉尼大桥赶到医院处理材料直到第二天清晨。澳洲的新年正值盛夏,我们被来自于自然空气和庆祝除夕快乐人群的热浪包围着,走到医院时,我们衣衫湿透,大汗淋漓。那一年我们做了最早用工作迎接新年的人。那夜的个人收获是我在大桥边拍了一张特别好的焰花照片,做成了2010年的贺年卡。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其实眼库只是我的50%工作,我还有视网膜、眼底病的教学与科研。我深知没有家人的扶持,我走不到今天。

建库无怠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内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眼科医生开始走出国门,学习国外新的技术。我的导师Billson教授是天津眼科医院袁佳琴教授的朋友,而Penfold博士则与广州中山医眼科的吴乐正和吴德正兄妹有过合作,因此我们那里常有中国眼科医生来访。Billson教授是推动中澳眼库合作的始驱动力。1997年我在悉尼与Billson教授一起接待了中国的眼库先驱,中国眼科界唯一的工程院院士—山东青岛眼科研究所的谢立信教授,他也是我眼库生涯中的第三个“贵人”。

在谢教授来访期间,他表达了想建眼库的愿望,谢教授已有丰富的眼库经验,从美国回国后谢教授建立了青岛眼库。1998年,我第一次到青岛访问,带去悉尼眼库的操作程序並就中国现代眼库建设与谢教授进行了探讨。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我从烈日炎炎的澳洲回到北风呼啸的中国,穿的是向妹妹借的棉衣,从南京乘火车去青岛。本来我的回程车票是第二天下午的,但是当天下午忽然下起大雪。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谢教授预计第二天很有可能火车会停开。当时年关将近,改票或再买票绝无可能,于是谢教授立刻找到他认识的青岛火车站的站长,得知傍晚有过路车去南京。谢教授把我送到火车站,拜托站长把我送上火车,站长又托了这趟车的列车长(遗憾我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那时从青岛到南京火车要十多个小时。我在火车要开时被塞上一节硬座车厢。因为是无票乘车,受托的列车长安排我先待在列车员休息车(又叫宿营车)。领我的一位年轻列车员小吴姑娘告诉我一直往后走,到列车员车厢等她。硬座车厢里拥挤不堪,真的是寸步难移。我花了二十多分钟才穿过一节车厢,幸好我没有行李而且只要穿过两节硬座车厢就到了硬卧车厢。硬卧车厢乘务员问我要票,我只好搬出列车长来。她们看我也不像流串人员,就把我从硬卧车厢送到列车员休息车。记得列车员休息车是在硬卧的最后一节车厢。车厢里有如硬卧车的铺位,但是上面都睡了人。车厢近车门的地方有一块稍宽的空间,堆了很多行李。在车厢壁上有两张並排的可自动弾回的小折椅(又叫边凳),是给上铺的人临时坐了穿鞋用的。我就在一张边凳上坐下了,过了一会,小吴来了,她告诉我今晩可能都不会有空铺。虽然车厢里有暖气,但是寒风从车厢连接处的门下钻进来,直吹到靠近门口的座椅上,冰冷刺骨。半夜里列车长来打了个招呼,很快又走了,我都没有看清他的脸,感觉他很是辛苦。列车员是轮流占用床位休息的,那些睡在床上不起来的人显然不是工作人员。我就这样在边凳上坐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到达南京。回家后我就病倒了,那次病后,我失去了部分嗅觉。次年谢教授在青岛组织了第一次全国眼表疾病和眼库研讨会,我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狮子会会长Ron Reavly应邀参加並做技术培训,说起那次坐火车的经历彼此感慨颇多。当时参加那次眼库培训班的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是国内各眼库的领导。此后至今,我和谢立信教授一直保持着联系,谢教授始终鼓励我为中国眼库建设出力,并为我在国内眼库交流提供帮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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