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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库情结(二)

来源: 作者:祝枚东 时间:2019-02-26 17:47:04 点击:

刚去眼科时,因为我的英语口语和听力不够好,Coster教授就安排我在实验室协助他的一个博士生做棘阿米巴角膜感染眼病的研究,眼库就在实验室的一隅。那时国内的角膜移植手术刚刚起步,显微手术几乎尚未开始。南医一附院仅卞春及, 谢丽娜主任等少数医生能做,后袁南荣主任从日本回国后推广了这项手术,我给他们当过助手。苦于供体材料的匮乏,一年仅一两次机会而已。我们的角膜材料都是从供体身上直接取了移植给病人。作为小医生,我们参与角膜移植的最大任务就是从尸体上获取眼球送到手术室。我从没有听说过眼库,更不知道做角膜移植必须要有眼库作保证。

到南澳眼库工作后,我第一次知道眼库是获取、鉴定、处理、保存和分配捐献者眼材料的机构。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捐献者的需要並把安全、优质的角膜材料按受捐者的需求分配给角膜医生用于手术。眼库实验室的技术主要包括材料的鉴定、制备以及保存。我对眼库技术感到很新奇。

由于有了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我的英语口语进步很快,两个月后Coster教授允许我跟他去临床看病人和学习角膜移植手术。我向他提出想学习眼库技术,他和Keryn都很支持。此后我便在不影响实验和临床工作的情况下跟眼库的工作人员学习眼库技术,並且独自开始了一个与眼库有关的研究课题--角膜保存。我本想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课题,但是因为1989年“事件,1990-1991年度澳大利亚的国家奖学金停发给中国学生。虽然此时我有研究助理的工资,但是也支付不起学费。幸运的是1991年我申请到澳大利亚大学妇女联合会的一份为期一年的资助,得以先行开始课题研究。1992年澳洲国家奖学金重新开放后,我以这个课题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申请到1993年始读的为期三年半的澳大利亚国际研究生奖学金(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Research Scholarship)和昆士兰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ostgraduate Research Scholarship)。

我的事业看似顺利,但是生活却并不平静。当我开始了Flinders大学访问学者工作后,为工作方便,我们搬入大学医学中心单身护士宿舍居住。我们租了两间宿舍,一间做卧室,把两张单人床拼到一起,另一间做起居室、书房和餐厅。厨房和卫生间是楼层里共用的。记得我刚到澳洲时,黄一飞只有一只带缺口的碗,一只平底炒锅,一只小的煮饭锅,一把小刀,一个砧板和几双筷子。菜是用筷子炒的,作料仅有油盐和胡椒粉,当年这个用筷子炒菜的习惯我一直延续至今。当时一飞的全部生活费每月只有380澳元,由国家教委发放。除去房租、电费和交通费后,所剩无几。物质生活的贫乏倒能对付,思乡的折磨却难以忍受。自从来澳洲后,我和一飞一直想把儿子带到身边,但是总不能如愿。那时候办护照需要单位证明,可是我们费尽心思却怎么都得不到一纸公文。为了排遣思念,我把自己的工资都贡献给了澳洲电话局。当时澳大利亚打中国的长途是3.5澳元一分钟,我每周都会打1-2次。为了便于通话,专门给母亲家安装了直拨电话。每次听着电话那头娇儿的声声呼唤和母亲的嘤嘤啜泣,我也是肝肠寸断。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1993年3月,儿子终于得以与我们团聚。当年离别时他只有14个月,如今已经是4岁有余,但是因为分别太久,儿子的心中只有外婆、外公和小姨。在过去的三年中,是我的父母和妹妹代替了我们尽了本该我们应尽的责任。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对小小的他则是困难重重。我和一飞的首要任务就是与儿子建立起正常关系。由于我不能在南澳州读书,而一飞又无法在昆州工作,一家人面临才相见又分离的境况,我也面临人生的又一次选择:要么放弃课题和奖学金留在阿德莱德一家团圆,要么忍受再次分居去昆省读博。其实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夫妻各自为了事业分居两地的比比皆是,可是我对分居两地实在恐惧。现在儿子刚来,如果一家人再分开,我们和儿子的正常关系更不容易建立。于是我毅然决定放弃读博的机会,留下相夫教子。所幸的是,在关键时刻,黄一飞的导师,世界著名麻醉疼痛大咖Michael Cousins教授施以了援手。他证实了我的国家奖学金作为学费可以带到澳洲的任何学校,只是大学发放的生活奖学金需要放弃。Cousins教授正好拿到悉尼大学麻醉科教授职位和一笔可观的研究经费,他需要黄一飞帮助他在悉尼皇家北岸医院(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建立动物实验室。于是他帮我联系了悉尼大学临床眼科和眼卫生系 (Discipline of Clinical Ophthalmology and Eye Health)读博,如此我们一家得以搬到悉尼生活,我也因此认识了我眼库生涯中的第二位“贵人”Professor Frank Billson。

转库艰辛

1993年晩秋,我们一家搬到悉尼(Sydney)。(注4:澳洲地处南半球,与中国季节相反,秋季是3-5月)悉尼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沿海,是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 State)的首府,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最稠密的城市。悉尼城市也是欧洲首个澳洲殖民聚落以及罪犯的流放地,1788年由英国第一舰队的船长阿瑟•菲利普(Arthur Philip)首建。现在悉尼是澳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也是国际主要旅游胜地,以海滩、歌剧院和港湾大桥等闻名。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始建于1850年,是全澳洲历史最悠久、享誉全球的著名学府。悉尼大学临床眼科及眼卫生系创建于1964年,首任系主任是Frank Claffy医生. Frank Billson 教授于1977年接任第三任系主任,並于1985年创建了下属研究机构“拯救视力研究所” (Save Sight Institute)。Billson 教授是著名的小儿眼科专家,在澳大利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享有盛誉。他是第一任西太平洋区国际防盲组织主席和前联合国亚太地区防盲主席。为了防盲治盲,他的足迹遍及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中国,新加坡和新巴布几内亚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我的另一位导师Dr Penfold是位形态组织学和免疫学家。

悉尼大学眼科以视网膜病,眼发育和小儿眼科研究著称。1993年时科里没有角膜病研究和眼库。无奈我只好重新选择“眼和视网膜血管发育”作为博士课题。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博士生导师时,Professor Billson 瘦小精干,西装革履; Dr Penfold高大魁梧,牛仔T恤,一对典型的澳洲医生和科学家的标准造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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