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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情欲:色彩斑驳的澳华留学生文学(下)

来源: 作者:何与怀 时间:2018-12-12 14:21:23 点击:

在当年澳华留学生中,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世彦,是一个很具风格魅力的女作家。她像一只“站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坚定地思考着艺术与人生(见她的《站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关于艺术与人生的思考》,《东华时报》2000年8月17日)。颓废美、幻灭感是她的特色﹔她以一种“独特的绝望的优雅”而引人注目。短篇小说《哭泣的歌》(《她们没有爱情》,页70-84)就透出一种“末路狂奔”的幻灭感,一种在绝望中玉石俱焚的“复仇意识”。在《为什么是玫瑰》”(《东华时报》2001年4月5日)这个短篇中,王世彦以“我”收到五次玫瑰总结了一个女人没有爱情的一生。

王世彦的代表作《优美的,活着,死去》(悉尼《自立快报》,1995年5月﹔《她们没有爱情》,页61-69;《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小说卷》,页203-211)获得1995年澳洲中文创作短篇小说佳作奖。在这个短篇中,两个女人互相扶持,相濡以沫。这里有一种相当精致的女同性恋心理描写。这部作品还暗示男女两性互相之间一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在一个漂泊的世界上,活得艰难的女人互相依赖以抵御男人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的进侵。但这抵御又是无力的,正如这个感叹之不可能:“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男人,只有女人,该多好啊﹗”(同上,页69)这当然是不存在的乌托邦。但的确,正如庄伟杰所指出,王世彦具有自觉的性别意识,通过叙写“自己”的故事,表现性别心理体验,追问女性自我的设定,揭示男性中心文化显在和潜在的压抑,这无疑是女性充满自我意识痛楚的生命体验,也揭示了女性生存与文化困境的严酷,更意味着女性主体意识的清醒与建立,意味着女性探索并改变世界的可能。它是人对自由,对自身本质力量,对它的无限多样的可能性的刹那间的欣悦体验。(庄伟杰,《乡愁•性爱•死亡》)

王世彦喜欢张爱玲式的感伤与颓废。她小说的着力处并非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或事实的人的外部经历,而喜欢把触角伸进作为精神实体的人生内在经验。她透露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将是一部半自传体的作品。我猜想里面一定有女人在男人世界里打了无数滚,滚得遍体鳞伤,碰撞得头破血流的内容。这是她爱好的题材,也有她深刻的体验感受。她曾在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这样自嘲:“半生已过,一事无成。碰撞得头破血流后,仍不肯放弃最后的一丝幻想,无他,靠这个活下去。”(同上,页61)很可惜,二十年过去,王世彦至今没有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出来。

若说写情爱性欲,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来澳前曾任上海《文汇报》“笔会”编辑的施国英,恐怕属开路“先锋”。这位非常成熟的女作家,在性、爱、情、欲、家庭、婚姻这些问题上,最具独立见解,并旗帜鲜明,甚至身体力行,自我实现。她写了诸如《一夜情》(澳华文萃编委会,《澳华文萃上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页76-81)之类的篇什。她的《错爱》(《自立快报》,1995年5至6月连载)是一部带有明显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女主人公李琳──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是性爱之乐的追求者,她和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主要是西人)的聚散离合构成了故事主体的“链式线索”。关于这部作品的主题预设,施国英是这样说的:“《错爱》着力描写的是两性纠葛中女性的定位问题。人类社会长期以男性为主宰,在男女关系上也大多如此。我对这种被颠倒的世界一直不愿苟同。至少在《错爱》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在她的个人的情感生活中,把颠倒的世界又颠倒过来。或者这是另一种矫枉过正,然而生活中许多事情都是没有逻辑的。”的确,《错爱》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作者以性爱至上的观念,瓦解和颠覆了传统男权文化所制造出来的情感至上的乌托邦幻觉,并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改写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女性温良、驯服、优柔的淑女形象,拓展出女性以性爱拯救自身的无限可能性(见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厦门市鹭江出版社,1999年8月,第3卷,页512-513)。也有论者这样解读:《错爱》试图通过强化女性的独立力量,颠覆与解构男性中心文化的尝试以及性爱至上的策略运用,去炮制一个女性梦幻、从而实现欲望时代女性主体的自我拯救,却缺乏面对现场的人格力量。(庄伟杰《乡愁•性爱•死亡》)

1994年,施国英发表“二八论”,引起勃然大波。所谓“二八论”是:“做爱精彩的西方男人到处都是,十个中起码有八个精彩,二个马马虎虎。中国男人是十个中二个马马虎虎,八个很糟糕。”(施国英,“和澳洲西人结婚幸福吗?”,《大世界》,1994年第1期)。2001年,施国英发表另一篇文章《与中国男人谈心──“二八论”修正案》,提出“二六六论”或“六六二论”。不管“二八论”、“二六六论”或“六六二论”,也许她有实际体验,我们最好把这些都看作不过是调侃。主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施国英不是为了妇女解放问题需要借用“文化”策略,而是为了“文化”问题需要借用妇解旗帜(钱超英,页136)。在澳华文坛的众多作家中,施国英是一个明确的世界主义者。她对西方人深层意识的内涵可能比她一些同行理解得深些。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职天津电视台编辑兼记者的千波(辛千波,生于天津)和田地、吴棣三驾马车合作写了好些小说,例如小说合集《留学词典》,大多是关于男女问题的。她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结婚记》(《东华时报》2000年6-8月连载),是她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四个当年一起租房子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王老五,在1989到1999的十年跨度间,如何在澳洲扎根、成家立室的故事。小说写出居澳华人从留学生到新移民的历史性转变,以及他们生活、爱情、婚姻的种种遭遇和变迁,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贯穿着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罗曼史。

千波较早前写出的《绿蜥蜴咖啡室》,编进小说合集《她们没有爱情》,而且作为第一篇(页7-14),可见她对其很重视。故事中的“我”是咖啡室女招待,在中国的时候,和同学谈情说爱,可惜最后劳燕分飞;在澳洲,“我”和其名叫韦恩的顾客、一个此地一家小电视台的编辑、自命怀才不遇的艺术家,搭上关系。一般他们见面就吵架,吵完架就上床。“我说,操你。他就自动脱裤子。”有一段这么描写:

我不记得我怎么搭上韦恩,或者,是韦恩搭上了我。我卖咖啡,他喝。就这么简单。韦恩有时很敏感,患有中枢神经脆弱症。一犯病,就问我,咱们结婚吧。我说,那你先求婚呀。他果然双腿跪地,祷告,作揖,表演莎士比亚悲剧。病好了,就不提结婚不结婚的事了。日子照样过,我周末去他家,他的房子比我的大。(《她们没有爱情》,页9)

《绿蜥蜴咖啡室》故事不完整,尽是些碎片,让人感觉惘然,若有所失。萧虹博士在她的序中说,千波风格比较接近现代派,也略带后现代的嬉笑怒骂。在所有女作家中她也许是最重技巧的;她不是旨在说故事,而是利用意象表达某种现实。千波的意象令人难忘。她的荒诞意识使她的故事带有浓重的黑色,尽管它们是抑郁的,却绝不流于伤感。她只是用她老练的笔调,轻描淡写地勾勒出那些绝望的情景。她很懂得控制自己的笔,不滥用笔墨。(萧虹,同上,页3)。另有论者也说,千波的语言很畅快,像一把形状秀美的果刀,自如地挖出不少人心深处纠缠着的枝叶根茎。千波追求雅,是一种少数的聪明人。就像她的一篇小说中的人物“梅”所想的那样,她是从大学里走出来,脑门儿上写着“骄傲”的聪明女孩儿的感受。傲气而颓废心理描写,加上那种“玩世不恭”的语言,形成千波鲜明的风格。(安东,《没有完成的信──评田地、吴棣、千波三人小说》,《东华时报》1999年11月11日)

千波很有些横流溢出的警句。譬如她说:“上床不一定产生爱情,但不上床则一定没有爱情。”写小说于她是一种游戏。她说:“写小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你不把责任、使命、留名青史这类沉重而吓人的东西抡到自己肩上的话。就像做爱,它是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可是如果你老想着一定要坚持三个小时以上,一定要完成七十二种花式,还老担心自己够不够尺寸,那么终有一天,你得阳萎。所以我不太能理解‘创作痛苦说’。”(千波、田地、吴棣,《三个人的游戏──我们为什么一起写小说》,《东华时报》1998年12月17日)

在澳华文坛,写性爱情欲的还有其他作家不少作品。如论者所说,在人类审美与艺术创造领域,死亡与性爱往往被并列为两大永恒主题。假如说死亡作为生命的临界线而返照出生之意义,那么性爱则为人类生命点缀了光彩陆离的斑斑点点;如果死之于生的意味是间接的,爱之于生的意味则是直接的。这个论述具有普遍意义。但如果针对澳华留学生文学给予评论,其性爱情欲折射出的多是痛苦而不是享受的体验。就像为本文开头所说,性爱情欲对于当时中国留澳学生那个群体,既是一种难以摆脱的诱惑,又是一场扑朔迷离的梦。作为一种探讨的对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那个群体的挣扎与进取,并看到澳华作家在这个内容上如何表达他们的认同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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