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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印画与审美教育(四)

来源: 作者:吴中杰 时间:2018-12-12 14:19:53 点击:

鲁迅本人不是画家,但对美术在国民精神上的影响,却一直很重视。五四时期,他为《新青年》写的《随感录》中,就有几篇是属于美术批评的。当时上海《时事新报》有一种图画增刊《泼克》,刊名用的是外国名字,骂的却是提倡新文艺的人,说他们崇拜的是外国偶像,而竟不知外国画也是文艺之一。鲁迅说:“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彫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随感录四二三》)

1931年,鲁迅在上海做过一个《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其中说到绘画,特别提起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对于上海画风的影响:“前几年又翻印了,叫作《吴友如墨宝》,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利害,小说上的绣像不必说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画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剥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Ukiyoe)的影响。……我们的叶先生的新斜眼画,正和吴友如的老斜眼画合流,那自然应该流行好几年。但他也并不只画流氓的,有一个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视眼,伸着特别大的拳头。但我以为画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是写实的,照工人原来的面貌,并不须画得拳头比脑袋还要大。”

可见早期的普罗画,其实也与流氓画的画风有关。

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硷去。”(《论睁了眼看》)鲁迅大力引进一些刚健清新的艺术,翻刻古代优美的画册,并且多次举办画展,就是想“参入别的东西”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他对绘画的欣赏,首先不在乎你是否挂着普罗的招牌,而要看你能否给人以美的感受,能否引人积极向上。有些挂着普罗之名,而将工人画得一副流氓相,则反而更糟。所以他欣赏司徒乔对于北方那种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的描写,赞美陶元庆那“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的画,——对于这种画,他特别加以推崇道:“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为了培养一支新的艺术队伍,鲁迅做了许多工作。他曾请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为一些青年木刻家讲课,自己担任翻译;还持续与一些青年木刻家通信,指导他们的创作。这些青年木刻家因受当时的革命文艺理论的影响,常常犯一些与革命作家同样的错误,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题材的选择、以及艺术表现的现实性等问题上把握不定。正如在文学创作上给沙汀、艾芜和萧军、萧红作出回答一样,鲁迅也给青年木刻家们进行切实的指导。比如,他在1935年2月4日复李桦信中说:“来信说技巧修养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不错的,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作品,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但是,如果内容的充实,不与技巧并进,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这就到了先生所说的关于题材的问题。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不在这样的旋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所以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过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旋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如果社会状态不同了,那自然也就不固定在一点上。”又如,1933年7月18日致罗清桢信说:“高徒的作品,是很有希望的……《五一纪念》却是失败之作,大约此种繁复图像,尚非初学之力所能及,而颜面软弱,拳头过大,尤为非宜,此种画法,只能用为象征,偶一驱使,而倘一不慎,即容易令人发生畸形之感,非有大本领,不可轻作也。”1934年4月5日致陈烟桥信中说:“刻劳动者而头小臂粗,务须十分留心,勿使看者有‘畸形‘之感,一有,便成为讽刺他只有暴力而无知识了。”

在鲁迅的创导和影响下,中国的新兴木刻有了很大的发展。1934年6月,鲁迅还以铁木艺术社的名义,自费出版了一本《木刻纪程》,收有八位青年木刻家的作品二十四幅,鲁迅为本书作有《小引》,简略地叙述了中国新兴木刻的发展历史,也说明了他出版那些画册的深意:“别的出版者,一方面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面则在复印中国的古刻,这也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如果作者都不断的奋发,使本集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那就会知道上文所说,实在不仅是一种奢望的了。”可惜由于政治压迫严重,木刻社一个个被迫解散,《木刻纪程》未能继续编下去。

然而,鲁迅所培育的新兴木刻事业仍在发展,虽然经过许多艰难周折,终于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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