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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封建传统和中国道路

来源: 作者:陈向阳 时间:2018-06-07 11:00:28 点击:

如今中国开始大力宣扬传统文化。国强了,就文化自信了,与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大不一样了。不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精华,也确实有糟粕吧?

笔者在广州一个公园里吃惊地看到了《二十四孝图》展板:这玩艺也能往起捡么?什么人发昏了吧?但过后不久,在北京的街头又见到了《二十四孝图》展板。看来这还不是个别人偶然“发昏”。

那二十四孝算什么玩艺儿呀?“老莱子娱亲”,八十多岁了还整天装小孩招百岁父母欢喜。“郭巨埋儿”,打算杀掉儿子省口饭给父母。这不早让人(比如当年鲁迅和近期王小波)反复讥讽鞭挞过了?

不过,这里且把“精华糟粕”之辨放到一边,先数数那些主要的“中华老传统”。

忠孝与家国同构

要说“孝道”,它确实是中华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当今的金融学家陈志武用现代保险业的概念来解释“孝”。而政府提倡“孝”也主要讲赡养父母。这都远远不及孝道在古代中国所起的作用。

一个“忠”一个“孝”是传统道德中的首要两项,更是两千年中华社会的主要支柱。

现在的歌里还唱“我们的大中国,好大的一个家”。这是在颂扬“家国情怀”,就是要人们像爱家一样爱国,甚至舍家为国。在小农经济大一统集权的古代中国,出门是国,进门是家。如另一首歌曲所唱:“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整个社会就是家与国这两层社会组织。而维系它们的主要就靠一个“忠”一个“孝”。

忠和孝要求无条件服从,完全牺牲自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子和儿女必须忘我地为皇帝和父母奉献一切。君臣父子之道决不可违。臣杀了皇帝叫“弑君”,天下第一重罪。杀个百姓不过是杀人,但若行杀者是他儿子,也就成了“弑父”,是仅次于弑君的第二重罪。

旧中国常见三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还有许多同姓族亲住在一个村里,有宗祠有族长。史学家黄仁宇提到,至少在明朝,皇权统治只到县一级,再下面的“乡治”主要依赖宗族。宗祠里不光祭拜祖先,还商议村镇乡里事宜,还有家法族规,有人犯了罪不必送官,族里就能议罪判罚,甚至敢行生杀之权。

这就是“家国同构”:皇帝一统天下,家长族长一统家庭家族。有学者(如金观涛)以此作为重要的一环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当统一的大朝代崩溃,天下纷争一片混乱时,是什么又孕育出下一个大朝代?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这“家国同构”。大一统的朝代垮了,但它的种子还存在于千万个“大一统”的家庭和家族中。

大一统集权政治的超稳定结构

中华文明最独特处就是长达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

不过,这里的“封建”一词问题很大。它的本意应该是由天子“分封”而建立起众多诸侯国这样一种状态,主要见于西周的早期。但中国学者却把从秦朝到大清朝两千多年也统统称为封建社会。这期间,确实有过皇帝分封领地给亲属部下为侯为王,但“国中含小国”仅仅是局部和短暂的,绝非主流。主流是中央集权,以郡县制统治整个疆域的统一大帝国。

西方文明中的“封建社会”却大不一样,真是数以百计的贵族封地和小王国,各自分立,互不隶属。这才是“封建”的本意。

但“封建社会”一词的中国用法已日久成习,咱也只能接受这习惯用法。

回到主题。中国超长的封建社会非常独特,曾经令学者们费解: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如此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帝国?为什么他能够持续两三千年之久,全世界独一份?尽管有过一次次崩解,可他如何又能一次次从废墟中再次站立起来?甚至频繁的异族入侵,以至整个将其占领征服也没能改变这个中华帝国?

中外学者逐渐破解了这个谜。

促使统一大帝国出现并维持下去的有环境等外部因素,比如大江大河水利水患需要上下游统一治理,频发的大范围自然灾害产生出跨地域赈灾的需求,还有共同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需求。

而内部因素更多更复杂,此处不详述。仅择要指出,维系大一统帝国的精神力量之核心就是儒学(或儒教)。它从一开始就有了“天下一统”的基本宗义,并与后来出现的大帝国相互促进强化,紧密结合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那些“儒士”几乎都秉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志向,都浸透了天下一统的意识观念。哪怕在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的时代,他们各自辅佐不同的割据者时,也都心怀着平定乱局,一统天下的梦想。

儒学和儒士是维系大一统中华帝国的精神力量和组织力量。

而两千多年中“一治一乱”的循环,即统一大朝代崩解,经过天下纷争的乱世,又出现下一个统一的大朝代,这过程被认为是一种“超稳定性”的机制。这里的“稳定”并不是不乱,而是大乱之后还会回到原来的轨道,并以大乱来消除那些脱离轨道走向它途的因素。在这里,“乱”成了回复原来轨道的必要方式。

统一的大朝代难免崩解,因为内部会逐渐孕育“破坏性因素”,比如分离势力的滋长,像汉末的诸侯、唐末的节度使都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还有贵族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变自耕农为自己的佃户,此外更有官僚系统的腐败。这些不仅促进分裂,也使百姓的状况恶化,最终激发出大起义大动乱,导致大帝国崩解。

但是,随着崩解和乱世,那些导致崩解的“破坏性因素”也同时被摧毁。而儒教儒士、家国同构这些统一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还会最终催生出一个新的大朝代,并且摆脱了“破坏性因素”,一身轻地重新开始。

金观涛还指出,大朝代的崩解也同时摧毁了那些“资本主义萌芽”。明朝、宋朝,甚至唐朝、汉朝都可以找到“资本主义萌芽”,像繁华的城市,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商品生产,雇佣劳动,货币经济。但这些也都随着大朝代的周期性崩解而一次次消失。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不如宋代的发达。

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只能一次次重新萌发而没有机会成长壮大起来。这里的原因很多,首要是来自封建政治的压迫。“士、农、工、商”之中,最能萌发资本主义的商被排在社会底层,最受打压。以至商人虽富却力求依附官府,更希望后代读书进仕不再为商。几乎没有出现过有阶级意识的“工商团体”为本阶级(或阶层)争取政治权利。更少有儒士成为工商界层的代理人,为其“阶级利益”奔走效力。如此状况下,中国的封建社会哪能向资本主义发展?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不仅表现在一个又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更体现于每个大帝国崩解之后还会再次被复制出来。就像一只大鸟,随着成长也滋生了疾病和寄生虫,最后不堪重疾的大鸟落入火堆烧个干净,而它却总会留下一个蛋,于是又一只健康的雏鸟诞生,开始新一轮生长。这个蛋就是被儒教侵染的儒士和中华子民。

似宗教的儒学

儒学被称之儒教,因为它不仅是一门学说,更是一整套思想伦理体系,起着宗教的作用。当然,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相比,儒教不够完全。比如,它没有“终极关怀”,即构想一个“死后的世界”作为归宿,以安抚、警示、寄托人的心灵。所以,中国还有佛教、道教、和“多神信仰”(什么阴曹地府龙宫天宫,各路神鬼)的存在空间。

自孔孟之后,儒学又经许多文人学士修改添加,有了不小的变化,还被冠以各种名称:经学、理学、道学、心学,直到今日的“新儒学”。

但是儒学的作用和地位却经久不变,一直到大清朝灭亡之前,始终是官方正统思想,是中华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神圣经典,在这方面的作用堪比任何其它宗教。儒教用以规范社会秩序的核心内容也没变,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林林总总,制定上下等级,要求中华子民们尊卑有序,各守本分。什么本分?诸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之类。

行“德治”而非法治

儒教的价值观念大网把中华社会连接在一起。而这种以纲常伦理维系社会秩序的方式被称为“德治”,与西方文明中的“法治”形成鲜明对比。

在德治社会里,确实有些人会终生遵守忠孝节义之类的信条,但更不乏“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人物。

当然,中华文明中也有法,甚至“严刑峻法”。还有“法家”,倡导以法治天下。但这与现代西方的“法治”有根本的不同。

中国的法只是皇帝和官僚们管理统治社会的工具,他们自己站在法的上面,用法来对付老百姓。当然,并非所有当官的都能站到法之上,“刑不上大夫”,您得够一定级别。而且,还得看谁跟谁。皇上要收拾大夫了,就“臣不得不死”了。

总之,古代中国的法有选择性,对不同人施行起来不一样,而且很随意,不合适了就改改,不改也能任意解释。反正法是工具,手握工具的皇帝和官僚自然不会让它碍了自己的手脚。

真正的法治是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不能由首脑高官们随便改动法律,更不能随意解释和选择性施用。法治的施行更需要其它的条件,比如,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必须平等,这样才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德治”的中国根本就不讲平等,追求的就是上尊下卑的社会秩序。

奴性教育

无论德治法治都要依赖从家庭到学校的启蒙教育。法治社会里是“公民教育”,把孩子教育成以平等身份加入社会的公民。而德治社会呢,从小就要孩子听话,顺从,知道上下尊卑的身份秩序,决不会教“人人平等”。说难听点,这是一种“奴性教育”。

史学界一直在争论: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如果有,又是从何时起到何时终?尽管争论仍没结束,但有一点肯定:中国两三千年以来一直有家奴,直到大清国仍有不少。还有一点更肯定:即便没有奴隶制,中华子民也一向不缺奴性。

这与儒教关系很大。其它宗教虽然也讲绝对崇拜、绝对服从,也下跪,但只对上帝、真主、佛祖。而信众之间或者说人世间讲的主要是平等。儒教里没有神。崇拜、服从、下跪的对象是人间的君主、祖先、父母,师长,根本不讲平等。

中国的封建统治方式必须要有民众的奴性。为得到它,除了依仗儒教的教化,更有“硬的一手”:镇压任何“妖言惑众”“犯上作乱”的言行和文字,文字狱是典型例子。在宗族里面也一样。对长辈的不敬和反抗也会遭到严厉惩处,“犯上忤逆”决不姑息,不可救药的逆子会被逐出家门。古代中国的社会基础就在于严守上下尊卑等级的秩序。所以,“犯上”属于大是大非,必须严加禁绝,以免动摇社会根基。

但是,纵观两千多年,凡儒教大行其道之时,往往也正值统一的大帝国朝代,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相对繁荣,百姓相对乐业。这也算是儒教的功绩吧?

可是在二十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不仅儒学遭贬,那些辉煌的大朝代也不被称颂了。比如鲁迅就称其为老百姓“做稳了奴隶的时候”,而那些天下大乱,百姓生灵涂炭的时期呢,鲁迅称之“连奴隶都做不成的时候”。

封建传统的保守性

鲁迅之类的文人学者不是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辉煌,而是更知道:中国虽然有过辉煌,却长久固步自封,僵化不前。面对迅速进步的西方,他们痛感“亡国灭种”的危机,所以才以严厉批判的态度检讨旧中国的一切,希望找出中国僵化不前的根源,以求改革之策。

一百年前的学者文人就诊断出,旧中国的头号病症为缺失科学和民主。为什么会缺失?有多种解释,其中之一就是各文明有着“分道扬镳”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原来的发展道路上根本就没有科学和民主。不是发展的快慢问题,而是方向问题。在每个方向上,总有些东西其它方向上根本没有。

在世界多种文明中,只有古希腊文明为现代社会孕育出了科学和民主的种子。

而在古代中国以君权、父权、夫权作为统治权威的上下尊卑等级分明的政治体制中,毫无民主的影子。

对于自然现象和因果关系的解释方面,中国古代发展出了阴阳五行,还有气啊、道啊,甚至玄学、易经之类的神秘主义。如果说,阴阳五行还试图以“相生相克”这样模糊又似是而非的推断来解释各种现象,那么神秘主义则干脆取消任何思辨和解释,故弄玄虚,把事物之间的关系推入十里雾中,化作玄而又玄的奥妙。而古代中国的“知识阶层”绝大多数满足于此,很少有人分神去探究破解自然奥秘。儒士们专注于考场官场,一门儿心思“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在这样的状况下,当然也不会有科学发展的机会。

其实在西方,也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冲破了各种各样的束缚之后,民主和科学的种子才有了空间萌发生长。就像一些动物的生长需要“脱壳”一样,一个社会如果不冲破老的壳就不可能长入新的阶段。

社会传统有两面性,既可以是先辈智慧的传承载体,也可以是限制后人进一步发展的“壳”。

古代中国曾经辉煌,但越是辉煌,这个“壳”就越加坚固。如前所述,其封建政治体系具有“超稳定性”。而作为思想观念主体的儒学或儒教,直到今天还被称之“博大精深”,还有部分活力。它在旧中国的强固可想而知。

儒学对于旧中国之“壳”还有一层特别保护,那就是“厚古薄今”,“师古”、“复古”,反对求新求变,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学在维系稳固中国社会的同时,也遏制了发展和革新。

中国人自己无力冲破旧中国之“壳”。还是来自西方的外力打破了它。

但是,破壳长出的新肌体仍然保留着许多旧特征。正如亨廷顿所言:世界的主要文明不会从一种彻底转变为另一种。

传统的承袭与变革

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尽管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批儒批孔,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建立在儒教之上的“中华传统”,尤其在社会政治方面,比如:

1) 政治结构,仍为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存在;

2) 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德治”。用的当然是“新旗号”,比如党性,觉悟,雷锋精神,社会主义道德。而法治严重不足,仍有太多“权重者”站在法律之上。法律实施的任意性、选择性依旧严重,距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有相当距离;

3) 思想控制仍然不松动。比如新闻出版界的审查依旧严格,虽说也针对色情迷信暴力,但其重要部分仍属于政治审查,仍是防范“妖言惑众”“犯上作乱”。现在的说法是“危害国家安全”。再比如在大学里禁止宣讲西方的价值观念,等等。

4) 社会结构的上下尊卑高低等级仍然明显,主要还是以权力排序。在官场的上下级之间,常常超越了职位高低的管理功能的规范,明显有着对权力的绝对服从,对上级本人的归顺和忠心。在国家层面上集中表现为对“英明领袖”要求绝对忠诚,仍可见传统的“君臣关系”。

对于中国社会的尊卑等级特点,一位对中国非常客气的西方作家想出了“纵向结构”一词,又称西方社会为“横向结构”。他是力图避免使用“专制集权,等级社会”和“民主,平等”这些有强烈褒贬意味的词汇。

既然今日中国仍然保存了很多老传统,可不可以说中国仍然没有脱离过去的老路?

不能!今日中国已经与过去有了一些本质的区别。比如,对现代科技如饥似渴般的追求,经济体制的革新,打开国门达到了空前水平,这都是老传统中没有的,并且成为今日中国的主要活力所在。

实际上,鸦片战争就已经宣告中国的老路走不下去了。随后的变革轰轰烈烈,跌宕起伏。

但真正惊动世界的“中国道路”却要从1978年算起。那之前的中国虽然多少也在走着自己的路,却绕了太多的弯路迷途,原地转圈、甚至后退,一直远远地落在西方的后面。仅仅是最近的三四十年,中国才猛然追了上来,以致让西方开始担心被超越。此时学者们才开始聚焦“中国道路”。

要讲清自1978年邓小平时代开始的“中国道路”,不能不追溯得更远,不能不先讲毛泽东,这是讲到百年来的中国就绕不过去的人物。其他人物么,本文只选了梁漱溟。他虽然早被遗忘,对中国的影响也远不及别的大人物。但他对中国有独到的认识。拿他和毛泽东一起来讲是简要说明“中国道路”之背景和前身的捷径。

请看系列文章的下一篇《梁漱溟、毛泽东,他们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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