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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指:曾经影响一代人的诗魂

来源: 作者:何与怀 时间:2018-03-08 14:25:05 点击:

说来真是一个奇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后那几年,那是文革文化荒芜思想禁锢的黑暗时代,食指的诗作却传遍神州大地但凡有“知青”的地方,并抄出各种各样的版本。人们争传食指的诗是因为它们与当时的“主旋律”不同,这些作品深刻表达了人们想要表达而又不能或不敢表达的思想感情。是的,食指诗歌有着非凡的独特性。这是中国大陆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不依赖传播媒介而只依靠人心流传的诗歌;这更是中国大陆当代诗歌第一次把情感定位转向自我、转向内心的失落状态、转向真实经验的诗歌。这些发自心灵的感悟与生命的歌唱,让一代人因而获得经验与情感的自我认定。回忆一下当年吧。“文革”开始以后,当许多人都在随波逐流的时候,年纪轻轻不到二十岁的食指却能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对当时的情势有了深刻的忧虑,已经看到这代人的命运了。这在他的〈鱼儿三部曲〉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鱼儿跳出水面,落在冰块上,它的前途是死,和这个冰块一起消亡,但却看不到冰块的消亡。他的〈相信未来〉,以其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意境、朗朗上口的诗风,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不胫而走,迅速传颂,感动万千青年人。

食指诗歌有一种存在主义的精神,对待生活不抱幻想,也不绝望。他那首绝对不同凡响的〈疯狗——致奢谈人权的人们〉,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我第一次读到时的震撼。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我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一边教书一边读博士。也记得当时我身边才十来岁还在读小学的女儿深深被它感动的样子,以及我对此感到的不可思议。如论者所说,〈疯狗〉那种对生存本体反思的哲学深度,超越时空,足以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作品相提并论。在汉语诗歌中,这是非常罕见的。

食指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或者说是中国朦胧体诗歌的创始人——当朦胧诗的主将们还处于蒙昧之中,食指已写出了划时代的篇章。甚至他的一些句式,如〈命运〉中的“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这种哲学悖论般的诗句,后来在北岛的〈回答〉等诗中出现风格类似的回荡。也许这已经是诗史家的共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食指诗歌的出现代表了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他的诗直接影响和推动了稍后出现的北岛、舒婷、顾城、杨炼、多多、江河、芒克等代表的、后来被笼统称为“朦胧诗”的现代诗歌创作潮流。

无庸讳言,食指也写了一些平庸之作。但只要我们想一想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食指的殉道者的命运。1969年,〈相信未来〉等诗,作为一个动态写进报告里,给了上边。江青看到时,立刻为诗歌独立不羁的个性所震惊和恼怒。她断然说,这是一个灰色的诗人,不歌颂文化大革命,不相信现在相信未来,这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她一定要找到这个“反动”诗人。于是,厄运降临了,诗人被审查,被批判,受到一个又一个打击。也因为如此,食指比常人更先看到了整个社会都在被一种政治所扭曲。

“朦胧诗”这个词在当代中国诗坛有特定的含义。它最初来自1980年《诗刊》第8期刊登的广州军区作家章明的一篇标题为“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文章,但在这之前,围绕北岛、顾城……等新诗潮诗人已出现激烈的讨论,后来更发展成了一场历时五年的“朦胧诗论争”。为新诗潮辩护有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三个“崛起”的论述,反对者甚至包括老诗人艾青、臧克家。由于官方的介入,朦胧诗和“崛起论”成为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政治运动的靶子。显然,攻击朦胧诗是晦涩诗、古怪诗,否定朦胧诗的艺术朦胧,只是问题的表面,骨子里是担心和害怕新诗潮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的冲击。

食指的诗作就是对这“正统”冲击的先锋。其实,在艺术风格上,他的作品一点也不晦涩、古怪,甚至很“传统”,基本上遵从四行一节、在轻重音不断变化中求得感人效果的传统方式。他说,“我的诗是一面窗户,是窗含西岭千秋雪。”论者皆同意,他以语言的时间艺术与中国画式的空间艺术相结合,实现了他所反复诉述的这个艺术追求。他的诗是质朴的,没有华而不实的语言。如早期描写知青离城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是这样一首代表作品,现在读来仍能深深打动人心。

食指这种诗艺要追索到早年何其芳对他的影响。初时他只知道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而对诗的规律却惘然无知。何其芳知道他写诗,就跟他讲,诗啊,是有格律的。食指非常喜欢何其芳的〈预言〉,觉得它显示了中国人心灵的那种精巧,那种感觉的细微,对健谈的何其芳就非常信服。食指也认识贺敬之。贺说他的诗有风格,说一读就知道是他写的。贺叫食指多学民歌,说可以让语言更明快一些。而何其芳不喜欢民歌。食指从何其芳家里拿走一摞子民歌背到农村去看,也在乡下写了一些民歌体的诗歌。但终归食指感到和贺敬之不对路,贺让他学学政治,别那么歪,谈恋爱啊,喝酒啊,吸烟啊,又说他一些诗不正常,结果两人吵了起来。

食指曾经多次深情地谈到他如何从何其芳那里获得教益。他感到何其芳是一个非常温厚而且善导的老人。他跟食指谈得特别多的是马雅可夫斯基,说这位苏俄诗人是真正的大师。这个史实很有意思。大家知道,何其芳的诗歌比较唯美主义,散发出的常常是一种阴柔之美;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大气魄,富有生命力,粗野,甚至比惠特曼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让食指想到中国文人的生命力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有一种滔滔如江河的东西,而中国诗歌却像水乡一样。结果在技巧上何其芳对食指最大的帮助就是教给他新格律诗,自然而然使他后来写诗特别整齐;而在风格上食指的诗歌很硬朗,很强大,在悲伤中透出一种力量,可以说是来自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另一方面,食指自己认为:“是我疯了。”他有这样的诗句,“身世如秋雨般凄凉,内心却落日般悲壮。”食指说他追求这样的境界。

食指还能回忆起当年那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让他大开眼界。那些黄皮书的诗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叶甫图申科。〈没意义的孩子〉给他印象最深:“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在这残酷年代,我曾经歌颂过自由。人们说我多大胆,不是我大胆,在这严酷的年代,普普通通的诚实便被称为大胆……”

也许是诗人的天性使然,食指多愁善感。熟识他的人都说,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因为快乐而明亮过。无论是瞇起眼睛深情地背诵诗歌,抑或是由于惊讶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眼睛都像是蒙着一层雾,流溢着一种淡淡的惆怅和懮伤。通览他的诗作,人们感受更多的不是轻松而是压抑;不是快乐而是痛苦,虽然在那压抑和痛苦中也看到他无时不在渴望和憧憬着光明,看到他为理想和光明而挣扎奋斗的身影。

这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心灵。早在1973年,食指退伍后不久,便被北京市医院三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二十五岁生日刚过没几天,他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此后几次进出。但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诚实的食指即使患了精神病,思想也从来没有变形,而且一直深刻。

2001年4月,食指在成名三十多年后获得了《人民文学》的诗歌大奖。友人到他所在的北京市昌平区精神病福利院庆贺,刚一坐下,食指就很“突兀”地宣布:“我想谈谈时尚的问题。”他说:“我觉得时尚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注意。这牵涉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时尚是短期的,泡沫的,是带有商业色彩的一种表面的东西,不是内在的。”当友人问他对这次获奖怎么看时,才知道他是深思熟虑的。他不容辩驳地继续表达他的观点。他说他觉得这奖主要是鼓励一种文人精神,也就是不讲时尚,纯朴一点,朴实一点,不要让人感觉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社会上应该保持一个正确的导向。“奖励我主要是奖励一种文人精神,就是这些年来真正能坐冷板凳,真正静下心来在那儿写作,不浮躁,不为名利。真正的,不是假的,装门面的……”

食指甚至发聋振聩地指出:“当今这个社会,诗歌太不要脸了,诗歌已经太惨白了。”

食指在这间福利院医治了十二年,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写诗。这好像是神话。食指这样解释:“我是疯子,我在我自己的王国里是国王。很多东西,我放下了,我自在了。我不求酒色财气,我把这些放下了,我就自在了。”他还说:“我把自己定位为疯子。我戴着一顶疯子的帽子,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爱怎么想怎么想,因为我是疯子。”他还居然能深刻地认识到:痛苦对于诗人是一种财富。而诗歌是释放和治疗。他内心的痛苦变为诗了,他就特别地高兴,特别地满足。他说,诗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敏感,别人没有感觉到的地方,他敏感到了。一个景物,一件事物,在别人心里没有留下痕迹,在诗人那儿就有痕迹;第二点就是,痕迹积累多了,不把它表达出来不行。如这个痕迹还积在心里,就非得把它写出来不可。

2002年4月,食指离开精神病福利院,到今年有十六年了。这些年来,很庆幸他生活平和,和妻子感情稳定,不再痛苦。他珍惜、热爱眼前平淡的日常生活。不过,他也清晰地感知到,自己诗人的敏感正在减弱。

也许,没有了痛苦这笔财富,食指面临灵感枯竭的危机,但日前一件事,让人深信他思想的确从来没有变形——这位精神病人不管病发时或痊愈后心底深处似乎始终有一块不为外在力量所动的精神瑰宝。

那是今年1月13日,食指在一个新书发布会上发言,一如既往表达对新诗发展现状的担忧,认为应回归“大众性”与“民族性”,要考虑“人类的未来”和“祖国的命运”。食指在讲话中对当今火红的女诗人余秀华一段视频中所表达出来的生活态度不满,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经媒体炒作后,成了所谓食指“炮轰”余秀华事件。有人还为此去请教现在香港教书的刘再复。刘说,不要叫每一个作家都去关心当前的政治和人类的未来,广义的关心就可以了,写作就是关心。写出真心灵就有益于最高的善,包括有益于祖国与人类的生存与延续。刘再复说他完全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所以他肯定是支持余秀华的,因为他知道写作的“合目的性”是什么意思。

刘再复所说的是文学的本质本意,当然是对的。余秀华当然绝对不应该被“炮轰”。食指三分钟左右的发言其实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炮轰”,并非是对余秀华的诗歌创作作出评判。食指也不是居高临下地斥责读者不关注文化,而是努力反省新诗创作自身问题,体现了勇气与担当。的确,如众多论者所指出,多元化的文化价值,是中国诗坛真正所需。中国诗歌需要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既离不开余秀华们的天才笔触,也需要食指们的伟大情操。在风云激荡的年代横空出世的食指,是一位拥有大情怀、大气魄的诗人,他将“人类的命运”等宏大叙事视为诗人的天职,无疑值得赞许。理想主义毕竟就是大多数诗人的天性。

食指,原名郭路生,母亲1948年在山东朝城行军途中分娩,因而得名。1979年初,北岛、芒克主编地下文学刊物《今天》第二期出版,郭路生第一次以“食指”这个笔名为自己已被广为流传的作品署名。他的意思是:“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故名食指。”

自被文学史发掘出来后,食指便承载了“朦胧诗鼻祖” 、“一代诗魂”等盛誉。食指之所以被人景仰地称之为一代诗魂,因为他的诗歌曾经那么深广地影响、鼓励、陶冶过整整一代人。他当之无愧。

但他不高兴人们评价他的诗歌时总说六十年代的那些。他说,“这么做我非常不满意。我疯了以后,七八十年代写的那些诗更有价值。”

就让我们在这里再读一下他疯了以后在1978年所写的〈疯狗——致奢谈人权的人们〉吧: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我还不是一条疯狗,

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

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

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情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2018年3月5日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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