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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欲望出问题了!” ——本报独家专访中国著名学者朱大可(上)

来源:澳洲网 时间:2017-12-01 13:22:03 点击:




 

澳洲和我

 

Peter:您对墨尔本这个城市怎么看?因为您以前在悉尼待得的时间比较长。

朱大可:我来过墨尔本三五次。我觉得墨尔本更像上海,更亲切些。因为它比较湿润。悉尼太干燥。所以我还是更喜欢墨尔本。因为我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这里)更像上海,所以更像我的故乡。

除了气候之外,墨尔本的人文氛围比悉尼更好。因为它也是联合国给的最佳城市这样一个称号。它的文化发育也比悉尼更完善些。悉尼更像一个商业城市,更像是一个“赌徒”的城市。

 

Peter:尽管您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很多人都知道您,但是在墨尔本有些朋友可能还对您不熟悉。如果要您介绍自己,您会怎么介绍自己?

朱大可:如果是对墨尔本的朋友来讲,除了中国文化学者,我最重要的身份是,澳大利亚是我第二个故乡,我曾经在悉尼做了八年的媒体,我做过两个报纸的总编。所以我进来看到你们报社,感到非常的亲切。

从事媒体曾经是我很长一段时间的职业,同时,我也兼任《亚洲周刊》驻大洋洲的记者,所以呢,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你们的同行。这可能就是我在澳大利亚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当然,我在这里也拿了一个学位,在悉尼科技大学拿了一个博士学位,这是我留学的经历。这是两个,一个是工作一个是留学。同时我还在教育部担任过职位,做过老师。所以呢,澳洲生活还是很丰富的。虽然这个地方给了我很多痛苦……和欢乐,反正很复杂。现在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一段很美好的记忆。

 

中国人的欲望出问题了

 

Peter: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您为什么想在墨尔本以这个为题进行演讲?

         朱大可:哈哈,其实这是丁小琪给我定的题。她选的题目是“你既是一个中国人,同时是一个世界公民”。但是,这一次我重点是要谈中国人的欲望,以及欲望不能实现的焦虑,还要这种焦虑的疗愈。我是想通过这个途径来让墨尔本年轻观众也好,读者也好,更多地了解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状态。

 

Peter: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个点非常深刻。据我们所知,这个话题,您也在其他地方也做过精彩演讲。那么您感觉观众的反映是什么?

 

朱大可:我觉得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欲望,以及欲望被阻拦,他们上升通道等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不仅仅是年轻人。

这些问题都要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疗愈。文学,影视,读书等可能都是疗愈的方法。   我们像是在探讨我们如何疗愈我们内心的创伤。 中国梦是整个中国的梦,但每个人也都有个人的梦想。这个梦想如何跟国家的梦想更接近,个人梦想如何能真正地变成现实,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困难性的。

我关注的是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确实中国年轻人面临的阻力非常之大,非常非常大。这是他们的困境,但同时也是未来中国年轻人前进、寻找新突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Peter:您觉得现在就是几十年来中国人压力最大的时刻?这既是困境,也是推动他们进步奔跑的动力?

朱大可:对的。

 

Peter:听上去,好像是对国内的年轻人相关性更大。那现在我们是在墨尔本,那您觉得这个话题对墨尔本观众的意义在哪些地方?

朱大可: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很多是留学生,他们一样面临着将来要回国一样的问题,中国也有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如果早点知道,会更好一些,他们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另一面哪怕是在墨尔本不回去,留在这里继续发展,他们也同样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人性,无论在哪里都是相通的。人所面对的困境无论在哪里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谈谈老本行

Peter:来说说您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您一系列文化批评文章发表后,在国内有很大的反响。后来在不同时段,您身上被贴上不同的身份标签。如果这些标签现在摆在您面前,您觉得哪些标签是您愿意接纳的,您感觉是比较准确的?

朱大可:一般最早是文学批评家,后来变成文化批评家。从澳大利亚回去以后,我主要转向文化研究和做文化批评。从文学的领域扩展到文化的领域,然后因为我创办了这个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算是中国文化批评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那么在这个领域有相关的开拓性作用,现在呢,我又在做小说创作,明年年初可能有一个长篇小说集,一个中篇、一个短篇小说集,三本基本上同时出版。

我一直不断地在拓展自己的经验,注意不是转型而是拓展,因为我的文化研究还在进行。一直在做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以及专注地准备。所以这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发展非常快,每一个学科,每一种领域,都在发生剧变,所以我也是在不断地适应这种改变,努力去做出新的建构,这是我自己的目标。

 

Peter: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学科产生剧变是由于数字、信息带来的,还是社会的变化造成的?

朱大可:都有。科技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社会,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的现状发生巨大的变化。人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中国整个学术环境也在变化,那么这个变化会对所有的研究者、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考验。

Peter:说到了文学批评,您说近代文学批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后来您和其他其他几位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基础。那么在新中国之前,您是怎么看待民国、清朝,明朝甚至在战国等,那个时候有文学批评吗?和当代比,您是怎么看的?

朱大可:基本上没有。作为一个学科来讲,它是近代才出现的。以前有一些金圣叹点评水浒。已经算是比较原始的状态,非常个性的,偶发的,个人经验为主的。没有新的,科学理性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因为我们讲的文学批评也好,文化批评也好,其实都是使用了当代哲学或者是现代哲学很多的分析工具。这些工具对我们来讲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如果你还在使用一些传统的模糊的个人的东西,就不能称之为文化批评学科。这是一个工具的时代。就像手术器械一样,有很多很多种工具,放在盘子里,每个步骤可以自由地更换,这才是正确的状态。

        

民族文化需要正本清源

Peter:大家都知道,您涉猎的范围很广。批评,神话,小说,古今中外,甚至还考证了中国神话的发源地、全世界神话的发源地都是在非洲。在您比较庞大的知识面里,您觉得您最在意或是最感兴趣的是在哪一块?文学批评吗?还是别的?

朱大可:我很难说。就像你说的我涉猎面特别广,而且我不停地在转移我的兴趣点,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关注的东西实在太多,当然最古的东西和最现代的往往像一个响尾蛇一样是环绕的。所以对最古老的问题的探索恰恰可能产生最当下的问题的答案。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去研究这个上古神话,研究上古神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今天在做文化复兴,做准备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解决我们的文化认知、文化源头的问题,就无法完成这个文化复兴。所以这个是个源头性、最基本的工作。

但这个工作都一直被忽略了,都认为是小儿科。哈哈,我现在就在做小儿科的事情。

        

Peter:哈哈,也就是说,您认为现在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朱大可:对,现在大家都正本清源到先秦,以为先秦才是我们真正的源头。这个观点是错的,我们要走到先秦之前,走到更早的神话,所有的历史都是从神话开始。

        

Peter:说得非常好。说到您个人,知识面思维面那么广,您又取得了那么多专业的成果,而现实中很多人博了就不专了,专了就不博了。您是怎么驾驭你所感兴趣的这么庞大的知识面的?有什么经验没有?

朱大可:这个是挺难的,确实是。要又博又专又精,兼顾是挺难的。肯定我不可能所有地方都非常精通,很难免会露出怯来,是吧,是有破绽的。

但是如果你做一个研究一个话题,就要把尽力它做透来,做到极致,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虽然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是上帝,会有很多的遗憾。

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在神话研究领域,我们努力在提出一些前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解决一些前人没有解决过的问题。至少是我们做了,至于做得怎么样,让后人来评说。

我们打开了这扇门,我觉得就OK了。

 

Peter:那也就是说,您现在状态就是在您感兴趣的领域发现了许多需要解决的课题,这些课题已经环绕着你,不是说这个问题不够而是说这个问题太多了。

朱大可:太多了。


本报记者:Peter Yu Carrie  摄影记者:小Peter 实习记者:苏珊瑛 季家慧 江雪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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