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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病态在哪里? ——本报独家专访中国著名学者朱大可(下)

来源:澳洲网 时间:2017-12-22 18:39:03 点击:

11月24日, 中国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教授莅临墨尔本进行主题演讲,在演讲前,本报总编辑对朱大可先生进行了独家采访,专访上篇已于11月25日发布,现将专访的下篇发布,以飨读者。

中国文坛缺乏精神信仰

Peter:整体上,您对近来中国文坛是个什么样的看法?

朱大可:总体上,中国文坛的水准并不是太高。大多数作家和学者都承认,文学面临总体性衰退的格局。虽然有很多的外部和内部原因,而最重要的,是中国作家缺乏内在的精神信仰,这是一个普遍状态。主流作家尤其如此,但不排除其中会有少数好的文学作品。

Peter:请您具体说明一下。

朱大可: 比如,我近期读了一本路内的长篇小说《慈悲》,它是讲文革时期的工人生活。这完全是当代文学的一个盲点,它填补了题材上的空白。另外,加拿大华文作家张翎的《劳燕》也值得一读。

文学圈内有一种风气,喜欢质疑评论家不会写小说。我的好友吴亮去年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名叫《朝霞》,关于文革年代的记忆。批评家开始直接接入文坛,用作品向作家示范,告诉他们小说应该怎么写。中国大陆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多达两千多部,出版量不断提升,制造了文学繁荣的假象。虽然读者非常少,但是人们还是对文学有一种热切的期待。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纸媒时代即将过去,全球文学也进入衰退状态。诺贝尔获奖作品引发了越来越大的争议,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总体性趋势,但不排除会有一些小高潮的出现。我希望,在今后10年里,中国文学会有一个戏剧性回潮。

Peter:是的,大家都在期待这种文学回潮。请您简要的评价一下湖北的农民诗人,余秀华。

朱大可: 一般来讲,对于余秀华,我们把她当作一个病人,因为她的确是一个脑瘫病人。就这方面来说,她的诗歌很有意义,与很多诗人的无病呻吟大有不同,她的诗歌有极强的生命感,因为她身体上的疼痛直接注入了她的诗句。而大部分诗人是没有痛感的,没有生命的痛感,哪有优秀的诗歌?我读到的诗歌,大多是在无病呻吟。跟他们相比,余秀华的作品在技巧上并不成熟和高级,但却拥有强悍的生命力,超过大多数诗人。所以她敢于发出 “跨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叫喊。去年“中国作家榜”发榜,我作为颁奖人,给她颁发了一个特别奖,以此表明了我的立场。

自媒体对中国文化摧残大于滋养

Peter:现在,纸质媒介的高台已经逐渐坍塌,迎来了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表达自我。比如,我们用手机微信发的公众号、朋友圈原创文字其实也是作品的一种,如果作品足够动人,即使小众,也可以瞬间大范围传播。但也有人说,在自媒体时代,虽然人人都可以创作,但是大家的主要关注点倾向于个人感悟或是个人生活,比如各种晒,放大各种生活的细节等等。于是有人认为,在自媒体上升的时代,创作者和接受者普遍缺乏了对宏大主题的关注,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朱大可:我觉得,自媒体很大程度上释放了自我表达的欲望。当然,这其中关于宏大主题的关注不足,有些时候也是不得已。因为你对宏大事务关注稍有偏差,就可能被删除甚至封号,所以这个对自媒体来讲非常困难。只有这样的自媒体——与公共事务无关,只谈风月的,就特别容易生存。而广大民众对宏大主题也不太关心,或者说他们关心的只是鼻子底下的日常生活,甚至处于极度无聊的状态。在自媒体时代,人们更关注网红、明星、游戏、凶杀、绯闻,养生、美食、性爱,关注他人的隐私…….大家的趣味全部投射在这些事情里。

Peter: 这是当代社会的病吗?

朱大可:当然是一种疾病,而且非常严重。一个健康的民族,应该不断地激励自己的理想,建构独立的人格,唤醒自由的天性,还有被压抑和扭曲的审美感受性。但所有这些事物的生长都遭到了压抑,尤其是在审美趣味方面。

比如我们已经痛切地看大,那些垃圾电影总会获得最高票房,相反好片大多没有票房。这种审美逆反效应,跟我们的美育失败有很大关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蔡元培就一直在尝到美育,他甚至认为这比科学和知识教育更加重要。但现今的年轻一代,已经没有办法回到经典时代了,他们在游戏中长大,跟经典没有血缘关系。我这一代跟他们之间的最大代沟是,我们的感官和思维是按照经典的模板塑造的,而80/90后是玩着游戏走进这个纷乱世界的。他们的早期生活跟浮躁的新媒体和最赤裸裸的欲望捆绑在一起。欲望的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欲望的表达和解决似乎有些问题。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病症,并且都带着病症走向下一个时代。我觉得这就是人类的本性。他们永远都在带病奔走。所以身怀病症没有关系,我所属的50后,病症可能比90后更严重。我们只是需要把这病症呈现出来给人看,以文学、电影和电视的方式呈现。作家是种族的触角,它比任何人都跟能敏锐地观察到民族的病症,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要承认社会现实的合理性,同时我们又不得不以怀疑、质疑和批判的眼光去对待它。这正是我们内心的分裂和痛苦。

Peter:这个时代,必须需要一部分人站在山巅,或是站在大船桅杆之上去瞭望,否则大家只盯着脚下的寸土,肯定是不够的。您说的非常令我们感动。说到新媒体,您知道PAPI酱吗?她的一条广告在2016年最火的时候就卖了两千万。PAPI酱的内容,比较粗俗,但也比较锐利,有一点深度,但是这种深度可能仅存在于社会文化的表层。但是她也的确获得了大量的粉丝,一条广告就可以卖到两千万,这可能是一个很优秀的去探索文化和灵魂深处的作家一辈子都没有的收入。一方面传统优秀作家举步维艰,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网红却这么盛行和具有市场价值,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大可: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这个社会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就是快餐文化,它是快速和大规模生产的,最大范围地占有整个空间,但是也被时间所快速淘汰,转瞬即逝。网红最多红上几个月或一两年,然后就立刻被下一代网红所取代,这是他们占有空间的方式。还有一种文化,它不占有空间,而只占有时间,它提供的作品可以经久不衰地长销下去,但销量却只是小众甚至微众的。所以,人类的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空间文化,一种是时间文化。就我个人来讲,我是站在时间文化这一边的,然后再尽可能去拓展一点空间。我希望我们是时间的主宰。

Peter: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杰克逊,麦当娜,周杰伦?

朱大可:这些流行文化,基本上属于空间文化的范畴。但就是流行文化,也分生命长和生命短的。比如,相对而言,麦当娜就是属于生命较长的,因为在歌手里,她是罕见的有思想的一位。80年代时,哈佛大学开设了“麦当娜研究”的专题课,当时我非常惊讶,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种东西怎么可以进名牌大学的课堂。但这恰恰就是大众文化研究的对象。由于麦当娜的出现,推动了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中国的文化研究,后也逐渐从国学、古典学、传统之学的文化象牙塔里走出来,走向了大众。这是一个研究对象的历史性转变。学术不仅要研究时间的主宰,还要研究空间的主宰。

Peter:是的,但是不一定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深刻的,大部分人还是…

朱大可: 对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深刻地活着。

关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Peter: 那您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什么?

朱大可: 我觉得公共知识分子非常重要。因为每个时代,我刚刚提到,都有自己的病症,并带着病症朝前行走。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是社会医生,他们能够敏锐地感知病症所在,并且提出了疗愈的路径。我所担心的是,我们不仅拒绝承认有病,而且还反过来打击医生,羞辱他们的职业和人格,就像中国发生的各种医闹事件那样。几年前我曾为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写过一个序,指出他是一面民族的镜子,如果你把镜子打碎,说自己我没问题,很漂亮,非常完美,那一定是自欺欺人。努力培养好医生,呵护他们,保护他们说话的权利,他们就能反过来呵护你,帮助你去疗愈、改进,走向完美。只有这样的民族才是真正自信和强大的民族。

Peter: 对的,虽然一时看不出来,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多寡,对这个群体的态度,在中长期一定可以看到效果。

朱大可:是,会有很大的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其他

Peter:有人说您的言论方式和现在的消费时代是不合时宜的,您怎么看这一点?

朱大可: 对,我的话语方式是很小众的。现在呢,就是把它简单的分为大众和小众,还有一种微众。我属于小众,比微众稍微好点。我的《流氓的盛宴》买了十几万册,《孤独的大多数》买了10万册,《华夏上古神系》出版两年,卖出三万多册,已经印刷六次,这可以说是不俗的业绩了,因为这本书采用的是一种学术话语模式,这说明还是有人愿意来接受你的这种话语方式的。中国人口基数太大,知识话语总有办法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

Peter:您刚刚60岁,可以说是您思想最丰富、最成熟的时候,也就是您的黄金时间。将来,在未来几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化人,您将怎么承担起您的责任,或是您将怎么去做?

朱大可: 我的主要事务,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做一个现代性梳理,这是我的核心目标,在这之前,我已经梳理了一些中国的民间神话和传说,并对此做了一些完全不同的解释。虽然改换了它的逻辑,但它的故事仍然完美无缺。比如说,我认为,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剧本质,是一个同性恋爱上了一个异性恋。梁山伯本人就是个同性恋者,而祝英台却是个异性恋者,那么他们在一起就注定是个一场悲剧。诸如此类。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全新解读,这种解读需要我们打开历史故事的硬壳,重新发现和揭示其中的真相,由此改造僵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正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Peter: 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的重估和重建。下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您实际上涉猎非常广,在每个行业或是每个领域,每个当下您要研究的课题里面,您总能很快的接近那个核,接近它的本源,接近问题的精髓所在。请您以一个过来人身份告诉年轻人,如果他们有抱负,有想法,怎么做才能像您一样迅速找到问题的根源,努力去实现它?

朱大可:我觉得这是有点难度的。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这一般需要进行试错,也就是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试错的空间。我也不是每一次都是做对的,我也经常去实验,这样做做不对,那样做做就对了。试错的本质是实验精神,你要学会给自己犯错的机会,更不要因为前面的那些错,你就轻易地放弃。几次试错以后,只要你的理想是坚定的,你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当你成功之后,此前的所有错误都变成了前期的热身运动,而不是自我否定。我十几岁就开始写小说,试了好多次,最后,虽然隔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又回来了,重新操起了写小说的键盘。人生大多是在“绕着走”的过程中走向终点的。虽然不是一条直线,但你会吐槽说圆不是一种优美的图形吗?谢谢你的问题。

Peter: 最后,可以请您说一句对澳洲及大洋传媒读者的祝福吗?

朱大可: 非常高兴与大洋传媒的读者见面,祝你们心胸像大洋一样宽阔,灵魂像大洋一样深邃,未来像大洋一样美好,谢谢你们。大洋传媒是澳洲华文文学的中心,我衷心地祝愿这个中心能更有作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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