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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锦瑟华年(十一)

来源: 作者:吴中杰 时间:2019-09-10 20:59:54 点击:

一位教师听说此事以后,很严肃地批评系领导说:“你怎么派这种人去搞批判,你看他都说了些什么话!”

系领导马上反问道:“我不派他去,又能派谁去?我叫你去批判,你肯去吗?”

倒说得这个教师哑口无言。

这位系领导说的倒也是实在话。在这时候,正经的学者,谁又肯去趟这种混水呢?

毕竟时代不同了,群众的思想水平提高了,批判的效果也出现了喜剧性的变化。过去人们总以为被批判者都是坏人,被批判的作品一定是毒草,所以一旦被点名批判,就会出现人神共愤的局面。后来经过反复折腾之后,群众就有了一种逆反心理,愈是受批判的人,愈得到人们的同情,愈是受批判的作品,读的人愈多。

《人性的扭曲》本来就以批判现实的尖锐性和艺术表现的新颖性而深爱读者喜爱,经过声势浩大的批判之后,书籍的销路反而直线上升。作品一版再版,接连印了十几版,而且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等多国文字,传播到全世界各地去,成为新时代有世界影响的作品。

这使王素娟很沮丧,她说:“我们的批判,反而帮她做宣传了。当初应该关门打狗,不要捅到报纸上去才是。”她还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批判的不得人心。

不过她从中也看到了时代的风向,于是赶紧写些思想解放的作品,抓住革新派的旗帜,使自己成为滨海作协新的牚门人 。

人们常说,作家的地位是由作品决定的。但在官本位的地方,职务有时却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即使在作协这样的群众性团体里,权力之争也成为一种常态。王素娟争得了作协领导权之后,不但掌握了人事权,而且也掌握了刊物的发稿权,许多要想发表作品的文学青年也就跟着她走。对于田子英的态度,成为划线的一条标准。所以田子英的作品即使在海内外产生了影响,她还是被排斥的对象,许多根本不熟悉作协文革历史的文学青年也都觉得她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就因为领导上觉得她不好,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这样,虽然她已成为国际知名作家,但滨海作家协会却不让她加入。这引起许多有公正心的人的非议,但是谁说都没有用,这就是权力的妙用。好在中国作协有一条规定,凡是全国作协会员者,均可成为所在地的地方作协会员。中国作协有几个好心人,就先将子英吸收为全国作协会员,于是滨海作协也不能不承认她是滨海作协的会员了。本来,子英的作品已取得众多读者的承认,参加不参加滨海作协,根本就无所谓,只是为了赌气,她还是加入了。

但参加滨海作协,并不算子英的胜利,王素娟仍有别的办法来制裁她。在国际友人间散布田子英的劣迹,即其一法。你不是有国际影响吗?我就给你制造一些恶劣的国际影响吧!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渐多。但开始时,这种交流都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国内作家出访,是由宣传部决定名单,国外作家来访,也总是通过作家协会来接待。田子英无缘会见国外来访作家,也不能参加出访作家团体。但国门打开之后,文化交流逐渐拓展开来,除了公派之外,又有了私人邀请。田子英第一次出国,是应德国出版商之邀,去为《人性的扭曲》一书德译本做宣传。她到国外之后,受到文化界广泛的欢迎,但同时也受到有些人的攻击。主要攻击手是一位知名汉学家,攻击的言词与王素娟如出一辙。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受到王素娟的影响。这位汉学家虽然长期研究汉学,但他研究的是书面文献,对于活的人事关系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所以很容易先入为主,受到作协领导人单方面的影响。如果是一个谨严的学者,他原应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再下判断的,可惜他并没有这样的机会,而知名汉学家的地位,又使他产生了盲目的自信,并不想进一步去了解生活的复杂情况。

田子英却不管他是什么汉学权威,马上写文章予以还击,说明真相,弄得这位汉学家甚是尴尬。这样,田子英的影响反而扩大了。等于是国外汉学家为她做了广告。

田子英影响扩大了之后,访问者愈来愈多了。作为一个教师、作家,她需要安静地工作,能不接见的记者和读者,她就尽量不见。但总有些人抱着各种目的,要来见她。任海潮在田子英打而不倒,反而有了更大影响之后,忽然觉得他们仍是老朋友,应该保持友好关系。只可惜没有适当的机会来见面调和。这时,恰巧有一位研究当代文学的外地大学教授到上海,想要访问田子英。他本已约好引见之人,但任海潮自告奋勇说:“我与子英是老朋友,我带你去。”那位教授想:“听说田子英脾气大,难讲话,原来约好引见之人也许与田只是一般关系,还不知她肯不肯见,现在有这位老朋友引见,当然更好。”马上就同意了。

任海潮做这种事情已不止一次。在运动中,他常常声色俱厉、上纲上线地批判别人,待到形势变化,需要讲团结时,他再去联络联络,以示亲热,别人也总是笑脸相迎,不敢记恨。但这次,他失算了。田子英恩怨分明,根本不卖这个账,开门一见是任海潮,根本就没让他进门,把他臭骂一顿,连同那位带来的教授,一并赶走了。

任海潮并不觉得有什么尴尬处,只是那位好意来访的教授,被弄得个莫名其妙。后来,还是原来约好引见的那位朋友出面调解,田子英表示,她只是不让任海潮进门,对那位教授并无意见,如果他请别人带来,她会热情接待的。

十三、人性的悲哀

刑侦队虽然竭尽全力,多方侦察,但还是找不到凶犯。最后,他们想到了子英的日记和书信,由子英的女儿田梦协助翻查,这才找到了线索。

田梦前几年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就在那边一所大学里工作。忽然接到舅舅的电话,说母亲发了急病,叫她赶快回来。回到滨海之后,才知道事实真相。突然的打击,使她悲痛欲绝。听说至今还未找到凶手,更是着急。她知道母亲日记中多有亲友交往、书信收发的记载,心想从那里也许能找到些线索,于是就仔细查找起来。

田梦对于母亲常来常往的朋友,大都认识,这些人都没有作案的可能;还有一些学生和读者,虽有各色人等,但他们来访的目的,无非是请教课业或谈创作问题,个别读者有些纠缠,但也只是慕名的缘故,并不涉及利害关系。忽然,她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李锋。这是一个最近半年来才出现的名字,母亲在语气间对他有些厌烦,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接待他。

田梦深知母亲的脾气。对于意趣相投的人很客气,真是披肝沥胆,无话不谈;对讨厌的人,常常会扳起面孔使人下不来台,甚至会把他赶出家门。

那么,这个李锋是谁呢?母亲觉得这个人的气质不好,有点讨厌他,却又不得不多次接待他,其中必有缘故。

她再仔细翻阅日记,才知道这是母亲中学李老师的孙子,到上海来找工作,李老师特地写信来,委托母亲加以照料的。

母亲在今年4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今天托他的孙子李锋带信给我,要我在上海为他孙子找一份饭店厨师的工作。天哪,我一生中都没有进过几次饭店,更没有餐饮业方面的熟人,怎么能替他在饭店找工作呢?在外地人的眼里,我这个当教授的好像有多大本事似的。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但是,既然老师有托,我总得替他想想办法……”

再查找母亲留下的书信,果然找到了李文杰的来信:“子英同学:久未见面,切问近安。知你教学创作均有很高的成就,至为欣慰,实为我校我县之荣光也。今有鄙孙李锋前来滨海,欲寻一份厨师工作,切望帮忙,至为感谢!李文杰启。1996年4月15日”

这位老师长期在小城镇生活,不知道大城市的情况,他以为子英既是大学教授,又是著名作家,在滨海应该是个头面人物,有着很多的人情关系,托她为孙儿找个工作,应是不成问题。殊不知滨海是个大城市,一个教授、作家,根本算不了什么,要为人介绍工作,本来就难,何况是根本不搭介的餐饮业,更是无从说起。既然是老师所托,她又不能回绝,但终于还是想不出办法,也只能在李锋经济窘迫时,借几个钱给他应应急,算是照顾老师的面子。

田梦觉得此人很可怀疑,赶快告诉刑侦队。

刑侦队长有着职业的敏感性,马上把“厨师”和“菜刀杀人”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个人有极大的嫌疑,应该赶快追捕。但是,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这个没有本市户籍的外来人员呢?再仔细一找,居然在那封信的背面找到一个滨海地址:“呼玛一村206号202室”。队长知道,呼玛地区是城乡结合部,房租比较便宜,多有外来打工者居住,这肯定就是李锋当初留下的地址了。他们赶快带人去追捕,却早已人去楼空。

好在同住的人还在,倒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他说:“李锋那几天正在闹穷,8月15号下等出去了半天,回来时忽然阔起来了。腰里别着随身听,腕上戴个手串,而且还有了现钱,第二天就买火车票回老家去了!过了几天,来信说他已在界首饭店里找到了厨师的工作了。”

这情形更加确定了李锋就是作案人。

刑侦队随即赶到李锋的老家安徽界首,打听得李锋正在饭店工作,就与当地警方合作,控制了饭店。因为预防李锋狗急跳墙,持刀伤人,就借着点菜的名义,说是要与厨师直接交代做菜的特殊要求,不管老板同意不同意,就直接冲进厨房,老板还来不及阻止,两个刑警已经从两面夹住李锋,把他带上了手铐。李锋正要抗议,他们亮出了滨海市公安的证件和拘捕证明,说“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要来抓你!”这时,李锋只好低下头来,说:“我知道你们早晚会找到我的!”

人犯带回滨海后,刑侦队连夜加以审讯。

李锋无法抵赖,倒也很干脆地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他说:“田老师对我有恩,我并不是预谋杀人。爷爷把我介绍给田老师,原是想请她照顾我,帮我在滨海找个工作。田老师是爷爷的学生,看在爷爷的份上,对我很关照,常常借钱给我。但滨海的人情关系,不如我们家乡,她只知教书、写文章,社会关系不多,更不认识餐饮业中人,不能为我找工作。我自己到处瞎撞,只能做个临时工,做做停停,日子过得很拮据。最近我又失业了,只好再去找田老师,想借点钱。……”

“你既然是去借钱的,为什么却要杀人呢?”审讯员插问道。

李锋接着说:“那天下午去时,田老师不在,她的侄女田小慧在家。小慧认得我,开门让我进去了。我们就坐下聊天,后来我问她的情况,她很高兴地说,她已在商业学校毕业了,而且分配了工作,在什么公司里做营业员,马上就要去报到。我听着听着,心中就感到委屈。我想,我一个男子汉,到滨海找工作那么难,经常失业,你一个小姑娘,中专刚毕业就有现成工作分配给你做,真是太不公平了。这样一想,一股无名的火气就直往上冲,一下子就失去了理智,跑过去掐住她。一看,她没了气,我就慌了,把她拖进卧室,赶快想逃。这时田老师开门走进来了,手上还拎着一塑料袋的疏菜。她一看到这个场面,就大声斥责我。我为了自己活命,只有把也也杀了。”

“这时,田老师呼救了没有?”审讯员问。

“没有。”李锋答道:“田老师一边用手挡我的刀,一边说:‘你这样做,会后悔的!’她还想教育我。”

“那你为什么不听她的劝导呢?”

“这时,我丧失了理智,害怕得很,只想消灭了人证来逃命。所以就把田老师也杀害了。”

“你已经将田小慧掐死了,为什么还要再用菜刀来砍她?”

“当时只是将她掐昏过去,没有死。我在砍田老师时,她忽然醒过来了,顺手拿起一个拖把与我格斗,我只好把她也杀了,然后逃命。我想没有人证,你们未必能找到我。没想还是找到了。我有罪,我认罪!”

案件审理清楚之后,李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然,还是允许他在一定时间内提出申诉。

但凡视别人的生命为草芥者,必眷恋自己的生命!李锋对于死刑的判决,无法提出抗辩。但他想出种种法子,竭力想要求“缓期执行”。一判缓刑,就有活命的机会了。

他说:“我并不是预谋杀人,而且杀了人之后,马上就忏悔了。杀死田老师之后,我觉得对不起她,就拉下沙发蓆子,把她盖了起来,临走时又向她鞠了三鞠躬。”

这个理由当然不值一驳。三鞠躬能够弥补你的罪行?

于是,李锋又说,他可以揭发一些案件,将功赎罪。但他揭的几起案子,都查无实据,根本无法落实。所以李锋的死刑,也就马上执行了。这样对于民众也有了交代!

作为一个刑事案件,这个案件也就结束了。但在法律之外,此案却仍旧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难以剧下结论。

为什么田子英在面对凶手的屠刀时,不大声呼救,而还在劝说呢?要知道,这是大学宿舍,晚饭前时刻是人最多的时候,只要听到喊声,就会有人前来求助的。是不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给她留下的印象太深了?那本书里说,主教收留了无处住宿的释放犯冉阿让,而冉阿让却偷了他的银质祭器逃走,被警察捕获之后,主教又出来打圆场,说是送他的。于是冉阿让大为感动,从此洗心革面,做一个好人。田子英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不是还想感化李锋,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

但事实上,李锋并没有受到感化,而是将犯罪行为进行到底,凶残地连害了两条人命!一个是对他有恩的人,一个是无辜的青年。

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或者有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实的结局显然要比作家的设想要复杂得多,也残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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