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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锦瑟华年(九)

来源: 作者:吴中杰 时间:2019-08-28 12:10:37 点击:

接着是调到《摘译》编辑部。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文学的世界性,他们认为,当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打破之后,必然会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我国在1949年以后国际文学交流虽然减少了许多,但还有《世界文学》杂志的发行和许多世界名著译本的出版,文革以来,一切出版工作都停止了,已出版的译本,也封锁起来,大家都封闭在红色保险箱里,思想也日益枯萎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滨海市决定出版一种杂志,叫《摘译》。顾名思义,这是一种根据他们的需要摘录翻译的东西,当然不能全面反映国外的文学艺术情况。但在当时的封闭状态下,患知识饥渴症的人们能看到这么一点摘译,也是非常高兴的。只是领导者对读者还是很不放心,觉得即使是有选择的摘译,也还是需要加以引导。他们将田子英调去,就是要她每期写篇导读来引导读者。但田子英经过这几年的折腾,早已没有当年批判金虚谷时那么自信了,而是像鲁迅所说,看来看去看得怀疑起来。所以她一面按照上意写出导读,而更多的时间则是通过摘译的内容来捕捉世界变化的信息。这些信息,促使她进一步的思考。

后来滨海市成立电影组,余老三亲自抓这个组的工作。

余思齐在做余老三之前,原是个文学评论家,或者按当时的习惯,称为文学评论工作者。但同时也搞文学创作,除了写过一些报告文学之外,还写过舞台剧和电影剧本,所以他对电影很感兴趣。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网络则还没听说,电影算是最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他很想抓出几部电影来宣传他们的思想。但是,自从做了余老三以来,行政事务几乎占去了所有的时间,他已经坐不下来写作品了;而且做了大官,也不宜于亲自执笔搞创作。他想学习江青抓样板戏的方式,组织一个班子来搞,自己只负指导之责。所以他调了几个作家和评论家,组成一个电影小组,田子英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按照京剧样板戏的经验,也是搞的主题先行,即先确定主题,再根据表现这个主题的需要,下去收集材料。当时正在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斗争,电影的主题当然应该与此相关。根据各地的汇报材料看,浙江温州地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特别活跃,余思齐决定抓这个典型,派田子英和作家王素娟一起到温州去体验生活。她们根据主题的要求,调集了许多书面资料,并直接下到一些小作坊、小商店去进行调查。但子英所看到的却是与书面材料上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情况。她实在看不出温州人的做法对国计民生有什么妨碍,而且与自己的老家比较起来,他们将经济搞活后,生活也过得好多了。难道非要大家都过穷日子,才算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她对张春桥所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很有反感。好在这个电影剧本不是由她执笔,否则一定难以完成。

这样调来调去,实际上只是利用她手中的一支笔,成为体现领导意图的写作工具。她虽然不能不做,但已没有当年初进写作班时那么热情,那么兴奋了。不过,在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挨整,不能做事的时候,她的位置却又很为人们所羡慕。

在那个时候,一个人的价值,是以能否受到领导信任和重视为转移的。子英的这几次工作调动,在别人看来,是一次次向领导中心靠扰,到得进入电影组,就是在市委余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于是,人们对她的态度也大变。作协的工宣队对她处处表示关怀,当初大义凛然地对她声讨的人也笑脸相仰,好像过去不曾有过那么回事一样。子英却还有记忆,她觉得仿佛在演戏。

但子英也有几个不以地位论交情的朋友,这是她的精神安慰。那位在文进自杀后陪伴她七天七夜的朋友即是。有一次,子英到滨海大学看这位朋友,大家正谈得高兴,一个人闯了进来。这个人与子英的女友是同班同学,也是1960年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大会上的新生力量,所以与子英相识,但后来并无交往。他是听说子英在这里,特地来请子英到他家去吃饭的。子英朋友的丈夫也在场,但因为他受批判后还未解放,这位请客者一边拉着子英走,一边对朋友的丈夫说:“我们在一个系,经常见面,以后有的是机会,这次就不请你了。”朋友的丈夫鄙夷地笑笑,子英感到非常尴尬。

新朋友渐渐地多起来,请托的事也不断出现。有些事好办,比如子英在编《摘译》时,就有些朋友向她索取刊物。因为《摘译》发行量小,外面不容易买到,而在那个无书可读的日子,知识分子总想看一点新书,大家觉得这本书还可看看,就成了抢手货。子英每期都能分到几本,送完为止,并不感到为难。但有些请托却很难办。比如,电影组里王素娟托人情的事。

王素娟原是部队里的文工团员,进城后才开始学习创写,本人既无什么历史问题,与文艺界的各种派系也没有什么纠葛,只在运动初期因为有了作家这个身份而受到一些冲击,不久就获得解放,而且随之就被启用。调到电影组工作,就说明很受领导的重视,在当时的作家群中,境遇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她有一樁心事未能解决,这就是女儿的工作问题。她的女儿张岚大概受了她的影响,从小喜欢写作,本来可以进大学好好培养,却不料初中刚毕业就碰到上山下乡运动,虽然经过多方奔走,总算进了文工团,但那里主要是唱歌、跳舞、演戏,很少有写作机会,岁月蹉跎,一晃就几年过去了,如何是好!现在领导上既然开始注重文化活动,并且创办文学杂志,而且有几个年轻人因为写出作品而受到重视,何不也走走门路,给自己女儿创造条件呢?于是,她想到了田子英。她知道田子英是市委写作班的老人,是余思齐的老部下,她不是搞创作的,却调到余思齐亲自抓的电影组来,可见还是亲信。那时正常途径不暢,人们时兴给领导人写信,如领导人能够复信,或在上面作个批示,就会改变命运。福建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儿子上山下乡后的困境,得到毛主席的关怀,就是先例。那么自己何不也给市委领导写封信呢?当时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是余思齐,她就写了一封信给余书记,托田子英转交,希望给女儿一个参加文艺创作的机会,并且把女儿托付给田子英,说是向她学习,请她多加培养,这样也就加重了田子英的责任。既然自己的女儿是田子英的徒弟,她也就有了培养的责任。

田子英长期在学校里读书,毕业后又在知识分子集中的文学研究所工作,沾染了一股清高气,一向不愿拉人情、走后门,当初自己丈夫的工作调动问题,虽然经人指点应找领导说情,但因不愿这样做,以至解决不了两地分居问题,最后以离婚告终。现在,王素娟托上门来,使她很是为难。为这事找余思齐吧,非她所愿,拒绝吧,王素娟面上又过不去,而且与张岚接触下来,觉得这个小姑娘的确也是个可造之才,颇有爱惜之心。

但是,今非昔比,她与余思齐的关系早已不似先前那样密切了。以前在写作班中,余思齐这个支部书记虽然大大小小算是个领导,但倒没有什么官架子,大家都是青年作者,还可以随便谈天;现在人家已是市委书记,权倾滨海,而自己仍是一个小作者,很难再随便谈谈的了。而且,现在余思齐是个要人、忙人,什么事都要通过秘书安排,她已无法见到,也不愿再去找他。

但是,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总不能像洪乔那样,将别人所托之信一丢了之罢!终于,她想到了一个办法。在余思齐身边工作的人中,在一位是她从作协一同进写作班的老朋友,子英就托她将王素娟的信转交上去。

信已送到余思齐的办公桌上,只是还来不及处理,四人帮就被抓了起来,余思齐作为四人帮余党,当然不能幸免,再也不能作什么“批示”了。

十一、在学习班上又被挂了起来

“四人帮”垮台,滨海市那些靠他们提携上台的人,就成了“四人帮余党”,也被关了起来。滨海市委写作班是张姚在北京遥控领导,“余党”在滨海直接指挥的,而且有些成员还加入了权力机构,当然也就成为审查对象。田子英没有进入权力机构,也不算写作班正式成员,但参加了写作班所领导的几个编写小组,也进了学习班,被要求“说清楚”。

文化革命十年,田子英审查过别人,也被别人审查过。她知道“审查”是怎么回事,并不怎么紧张,倒是有点看热闹的心理。但没想到,演出的戏剧却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在这种场合,对别人上纲上线,为自己推卸责任,本是常事,不足为奇。最使她惊讶的,是两位她印象很好的朋友的表现。

一位是大学刚毕业不久的青年作者。他很有才气,思想敏锐,最能领会领导意图,紧跟形势写文章,所以深受写作班朱领导的赏识,加以重点培养,准备让他接文学组组长的班,并允许他发表署名文章。在那个时候,一般的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发表文章,在各类写作机构行走的,也只能署集体名笔,只有极少数作为标帜性人物的,才能署上个人名字,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而且还安排他一起出国访问,这在当时也是极为难得的机会,培养、信任之意,谁都看得出来。现在“四人帮”倒台,朱某人进监狱,这个青年作者在学习班上大揭朱领导,这也并不奇怪,只是他毫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却把自己打扮成一向与“四人帮”余党进行斗争的英雄,这就令人惊讶了。他说那次出访,是新市委领导交给他的任务,要他监视朱某人的,于是就成为与“四人帮”界线划得清的典型。当时正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典型,所以领导上也就承认他是个好典型。但田子英对他的情况很清楚,总觉得这个典型树得很奇怪。要说那次出访,新市委领导要他监视朱某人,大概也不假。因为出访时,“四人帮”已经被捕,但原定的国际邀约不便取消,所以仍让他们出访,因而让这位青年作者监视朱某人,是合理的,但当初确定出访名单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朱某人也大权在握,出访名单是他本人定的,怎么可能要带个人来监视自己呢?而且,那时他正受到张春桥的信任,谁又能派人来监视他呢?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种说法是假的,但是事实多么容易被曲解呀,此人能用半截子事实来掩盖真相,真是狡猾的高手!

另一位是大学老师,平时激昂慷慨,常发表一些颇有深度的见解,好像很有正义感,所以子英一向很看重他,还常常在别人面前加以推介,说他很有思想,不是随波逐流之辈。这位教师因出身成分不好,所以一向表现得特别积极,因此也得到领导的信任。但工宣队进校之后,日子就不大好过。他也曾多方表现自己,还在清队运动中积极揭发别人,以求重视,但工宣队讲究阶级成分,所以对他并不信任,还被揪出来批判过,弄得他日子很难过。他的老同学老姚是写作班的负责人之一,对他一直留着好印象,很想拉他一把,乘组织一个专题写作组的机会,就把他从学校里调了出来,使他得到解脱,他也心怀感激。却不料写作班一下子垮台,老姚也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于是,他又带头揭发他的老同学,不但把两人交谈的私房话兜出琮,而且还无中生有,把没有的事情也加到老姚的头上,以求自己能够解脱。当然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子英看了这些表演,震惊于人性的卑劣,失望极了!

她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实事求是地来审查自己,认真地改正错误,走上新的人生道路。

她检查的不仅是电影组、《摘译》编辑部和文艺理论教材编写组的活动,而是从反右运动、作协49天会议开始,并联系到后来在作协文学研究所、在市委写作班的工作,作了全面的回顾。她说:“我这半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是根据客观事实说话,而是根据领导意图写作。有时接触到一些实际情况,有些自己的想法,如与领导意图不合,也不敢坚持,只知道服从,按统一口径说话,为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写作,有时甚至文章的题目和基调都是上面定好了的,我们实际上只是个没有独立思想的写作工具,脑袋从来就没有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是多年来我们根本性的错误,我以后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把脑袋放回自己的脖子上!”

田子英自以为这个检查是符合实际的,也是深刻的。但却遭到了上下一致的否定。

工作组要求交代和揭发的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如何指示他们攻击周总理、迫害老干部,以及他们如何进行反革命活动。但子英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她无从交代。这当然不能满足领导意图。而且,她要求独立思考,不愿再做写作工具,则明显有反领导的倾向,也是不可容忍的。

学习班的成员也对子英的自我检查不满。因为他们可以检查这样那样的错误,却不愿整个否定写作班的存在形式。即使只是进入写作班的外围写作组,也说明他们曾经得到过领导的信任,是人生中值得骄傲的事。而且,工作组也并不认为写作班的形式有什么不对,问题只在于跟错了路线、跟错了人,所以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新来的宣传部长发现他们的确能配合政治要求写文章,甚至打算在经过清查之后,把这个写作班保留下来,为新的权力机构服务,而写作班的人也的确为配合新的任务,写出了新的文章。只是后来迫于各方的政治压力,才决心将这个写作班解散,另组新的班子来写作。而现在,田子英却对这种听命于领导,为政治服务的写作形式压根儿加以否定,这怎么可以呢?

她的自我检查根本就不对路,当然没有被通过。工作组说她的认识是错误的,应该端正态度,提高认识,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但子英固执己见,说她的反思是认真的。于是,在学习班上她没有解脱,而是又一次被挂了起来。

如果是干部,问题没有查清,就不得启用,这就逼得被审查者非得按审查者的意思来交代不可。但子英是群众,既非党员,也非干部,虽然做过几天造反派小头头,但早已被否定了。而且她还有股子犟劲儿,认准了的道理,死也不肯回头。任你“挂”着也罢,“放”下也罢,她都无所谓。

学习班是要结束的,不可能因她一个人拖着;在田子英身上实在查不出什么特殊的问题,也只好放她回家。

田子英就带着这个未作结论的结论,回到了作家协会的住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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