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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锦瑟华年(八)

来源: 作者:吴中杰 时间:2019-08-21 10:41:26 点击:

文进先是奉调进京,直到文革前夕才转调到滨海作协来。从他本人来说,主要是不适应于京城文艺界的不断争斗,想要避开一点,公开的借口则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从滨海作协来说,则是想要加强本市的创作力量,所以也很欢迎。那时子英对他虽然仰慕,但并无交往,只不过在开会时见识一下诗人的丰采而已。而那时,文进经常深入生活,也难得在作协露面。

子英与文进的接触,始于1969年。那时,工宣队已经进驻上层建筑机关,文进被关进少年劳教所审查。有一天,工宣队忽然通知子英,说是文进的爱人昨天自杀身亡,要子英代表作协革委会去告知文进。

这可是件难办的差使。这种事,怎么去开口跟他谈他呢?

子英看了文进的审查材料,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大问题。文进是贫困家庭出身,小学毕业后就读不起书,做了学徒,还没有成年就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个什么“读书会”,后来,这个组织被破坏,十几个人被抓了进去,地下党指示他们写悔过书,保证以后服从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不参加政治活动,就放了出来。这些事,在延安整风时就审查过,并且有了结论。何况,他当时只有十五岁,尚未成年,而且还不是共产党员,谈不上什么叛变。再就是做了诗人之后,在文艺界名气较大,拿的稿费较多,即所谓“三名三高”(名作家、名记者、名演员;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的问题,但这是当时政策所允许的,又能定什么罪名呢?再怎么样,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吧,所以子英对他是同情的。

当子英和另一位同去的人终于把这个死讯告诉文进时,他没有号啕大哭,却睁着乌黑而深邃的眼睛,陷入了沉思,泪水从眼框里悄悄地流了出来。在这种场合,子英既不能安慰,也不愿训示他要划清界线,只是提醒他,他还有三个女儿,叫他不要胡思乱想,很快就退了出来。

不久,“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

所谓“一打”是指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则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其实,“三反”只是虚应故事,重点在于“一打”,而且打的还不是那些“老反革命”而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也就是当下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在滨海市,要整的就是那些“炮打张春桥”的人。

因为这次“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在于打击新生的反革命,所以对于那些老审查对象,倒是放松了一点,文进也就从少教所放了出来,回到作家协会,交给群众继续审查。

所谓交给群众审查,其实也只是个名义。你专业操作的专案组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忙于应付各种日常工作,还要参加劳动的非专业群众还能审查个什么名堂呢?无非是表示你这个人并没有完全解放,还挂在那里而已。

“挂”,是一种政治斗争上非常高超的技巧。进,可以继续批斗,以至于打倒;退,可以放下来,重新启用。这使掌控者能够进退自如。

不过老运动员也很明白,挂着,就说明他已经黔驴技穷,审查不下去了。只要不想政治上继续有所作为的人,也就无所谓了。

现在,文进和子英都是“挂”着的人。

这一挂,却把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就挂平了。在文革之前,文进是全国闻名的大诗人,子英是初出茅庐的青年评论工作者,地位相差悬殊;文革初期,子英是受命去做文进思想工作的造反派头头,虽然对他深表同情,但却是属于两个阵营的人。现在他们都是问题人物,都是劳动改造对象,在身份上拉平了,心理距离也就缩短起来。

文进因为长期陷于孤立,只有田子英对他表示理解、表示同情,自然就与她接近起来,并逐渐产生了爱情;子英因为家庭破裂,政治上又受到打击,也陷入苦闷之中,再加上本来就欣赏文进的才华,所以很快就接受了文进的感情。

但他们的热烈相爱,是在五七干校里。

五七干校,是文化革命运动中的创举。它是根据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中,提出要把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的指示精神而创办的。但实际上并不是在办什么新型的革命大学校,而把一大批认为无用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从事艰苦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在干校里,大概也算是落实政策吧,给他们二人都安排了一定的工作。因为还“挂”着,其他工作都不相宜,就让他们负责生产。但他们一个是店员出身,一个是学生出身,对于农业生产都不在行,所以每天晚饭后总要到农民生产队长家去请教,以安排明天的田间作业,而队长家离干校宿舍又比较远,这样每天走走谈谈,就谈出感情来了。文进问她离婚后的日子怎么过?有无再婚的打算?子英问他两个女儿在黑龙江的插队生活如何?小女儿在滨海有没有人照顾?谈着谈着,彼此都有了好感,但谁也不好意思说穿。大概也是天意。有一天晚上,他们从队长家出来时,天气尚好,不料走到半路,却雷电交加,风雨大作,路上又无遮蔽之处,文进就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将两人裹在一起,冒雨前行。

这样一拥,他们的心也就贴在一起了。于是就热烈地相爱了起来。

诗人的感情是炽烈的,一旦爱上,就一发不可收;而子英对于认定要做的事,也总是无所顾忌。他们相爱不久,就公然吃到一起了。在食堂里,他们不管别人的侧目而视,常常你买我喜欢吃的菜,我买你喜欢吃的菜,端到一起合吃,有说有笑,旁若无人;工余还一起在海堤上散步,休假回市区时,子英则每天到文进家,帮他料理家务,照顾小女儿。子英觉得她很可怜,就过来帮她补衣服、做饭菜,也逐渐取得了小女孩的信任。文进很高兴子英与小女儿所建立起来的感情。他们准备要结婚了。

本来,他们一个丧妻,一个离婚,恋爱完全是合法的、是正常的。但在那时,却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人人侧目而视。连子英的一些朋友也反对她们谈恋爱,有些人从政治情况出发,认为子英只不过新干部犯错误,而文进却是有问题的人,并不相配;有些则从年龄的角度考虑,认为文进比子英大十五岁,相差太大了。总而言之,他们的意见都是不宜结合。而当事人不管这些,他们情投意合,别的都不在乎。

但文进是党员,他虽然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但仍得按党内的规矩办事,党员结婚是要组织上批准的。当时作协的党组织还没有恢复活动,工宣队领导一切,于是他就向工宣队打了报告。但是,报告一直没有批下来,“革命群众”投来的却是异样的目光,他们又重新成为问题人物。

工宣队口头上虽然不表态,但实际上则明显地在刁难他们。本来干校休假时,他们是一起回城的,现在却要将文进留下来值班。文进曾提出一同回市区的要求,但是无效。因为这不是偶尔疏忽,而是有意的安排。接着,又说文进态度不好,要开大会来批判。

虽然,这是两个人的合法恋爱,但在干校里却显得太“触眼”了。一“触眼”,就必然会引起物议。从群众路线出发,一有物议,就成为问题。而且,两个审查对象公然谈起恋爱来,作为领导的工宣队说来,也是不允许的。不过,这些都还不至于闹得开批判会的地步。现在工宣队定宣布要开批判会,那是得到了尚方宝剑。

原来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下了批示,说这是走资派干部对造反派新干部的腐蚀,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定要加以回击。

那么,这件事怎么会反映到张春桥那里去的呢?工宣队员虽然在进驻单位里耀武扬威,但他们的级别太低,声音还到不了张春桥那里啊?

这点不必担心。除了层层汇报之外,领导人自有许多获得情报的渠道。其中有一条路径,就是记者的情况简报。

滨海市有一张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报纸,叫《文化报》,有些记者在采访文化消息和组织稿件的同时,就负有收集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任务,他们还办了一份内部小报:《文化动态》,专门向市委和中央领导反映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文化革命期间,他们虽然已不向那些知名学者和知名作家组稿了,但动态还是要收集的,所以一些老记者就凭着老关系,仍周游于一些学者和作家之间。

有一天,子英正在文进家忙着帮小妹整理衣物,而文进则出门办事去了,突然,《文化报》记者余关宏来访。子英也常给《文化报》写稿,早就认识他,于是就很热情地加以接待,也很坦率地告诉他,自己与文进的关系。不料余记者一回去,就在《文化动态》上写了一则情况汇报,说在文进家,田子英像主妇一样接待来访的记者,他们的关系很不正常云云。张春桥正是看了这份情况汇报后才知道此事的。这本是民间情爱私事,无关政经时局,但经他那阶级斗争的眼镜一折射,却变成了关系党国前途的大事,说这是走资派对于新干部的腐蚀,并且就在这份动态上顺手写了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批示。

滨海作协的工宣队和积极分子们,对文、田的恋爱早就有一肚子意见了,正不知该以什么名义来整他们,现在有了张春桥的批示,当然就师出有名了,而且题目也有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走资派腐蚀新干部,——田子英早已被踢出勤务组,为了斗争的需要,又重新被按上了新干部的帽子。这比他们原来所纠缠的生活作风问题,要高得多了。正不亏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

问题一上纲上线,就必须以批判会侍候了。工宣队通知田子英,要她在会上揭发文进。子英拒绝了,她说:“我们是正常恋爱,没有什么错误。”她当然不承认文进对她进行什么腐蚀。

但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事实上有也罢,没有也罢,只要领导上认为他是腐蚀,那便是腐蚀。当事人不肯发言,大家照样按这个调子批判得轰轰烈烈。

一场批判会下来,子英虽然不服,但却清醒地看到,这件事既然触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么,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所以,当文进再找她的时候,她就说:“看来我们结婚之事,无法办理了。”她原是想说,“现在要避避风头,此事要等风头过了再办。”但她知道文进是藏不住等话的人,一不留心,就会说了出去,所以就说成这样的话了。不料,这话却使文进感到绝望!

文进是个诗人气质很重的人。他在政治上可以一再退让,但在感情上却很执着。他这只船常在惊涛骇浪中行走,多么希望有个可以停靠的港湾啊!以前,她的妻子就是港湾,却想不到悲惨地离去,现在他终于再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却又不能结合。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愤激之下,就在深夜开煤气自杀了。在自杀之前,他还细心地将厨房的门缝、窗缝都用报纸糊好,以免煤气泄漏到小女儿的房间去。

文进自杀的消息,子英是从作协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知道的。大标语写的是:“文进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大字报上还指责他对抗组织上的挽救,顽固到底!

子英一看到这个消息,就感到天旋地转,不知所以。她自责在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却使他断绝了希望,她后悔自己的懦弱,在应该坚持的时候,却退却了,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我虽不杀伯仁,但伯仁却因我而死!”

她在床上昏昏沉沉地躺了七天七夜。积极分子们在幸灾乐祸,暗中嘲笑;工宣队要她端正态度,站隐立场;当初比较接近的朋友,虽然暗中着急,但也不好经常来看她。好在到黑龙江插队的一位文研所的小姐妹刚好回来探亲,听到消息后一直守护着她,帮她度过了危机。

这件事对她打击太大了,使她看透了政治的残酷,人情的凉薄!

十、重新启用

张春桥的批示害死了文进,害苦了田子英。但她既然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注意,而且被称为“新干部”,也就使工宣队不敢轻举妄动了。

张春桥虽然极左,但并不昏聩。滨海作家协会当初原是他主管的单位,这里各色人等他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他不相信田子英是炮打的主犯,也不相信何千秋在报告中将自己撇得那么干净。他在这份报告中批了四个字:“欲盖弥彰”,滨海市的领导人也就心领神会了。

过了不久,田子英就重新被启用。

那时,写作班因为紧跟张春桥、姚文元,造反有功,早已变成为一种权力机构;写作班的支部书记余思齐,也当上了滨海市的市委书记,位居张、姚之后,成为主管日常工作的第三把手,号称“余老三”,写作班的骨干成员,也都成为夺权后新市委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个个忙碌异常,无暇再执笔为文了。

而他们又要将上峰的新意图贯彻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中去,就组织了许多摊子,建立了许多外围组织。田子英是写作班的老人,也就被重新吸收进去。只是并没有回到写作班的核心组,而在这些外围组织里流转。

先是参加文艺理论教材的编写。

建国以后,文艺理论教材已经变过几次了。先是全面学习苏联,根据苏联的文艺理论体系来编写;后来强调中国化,吸取了许多古代文论的见解;现在则说这些全是封、资、修的东西,要推倒重来。文艺理论是文艺实践的总结,那么新的文艺实践是什么呢?文革以来,别的文艺作品都封闭了,只有“样板戏”一支独秀!他们要总结新的文艺实践经验,就只有样板戏的经验。而样板剧组也的确已经总结出了一些革命的创作规律,如“三突出原则”,“主题先行论”,教材组的任务,就是要根据这些理论原则来编写教材。

子英是在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深受左派文艺观点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支持下,她大义凛然地批判了自己老师金虚谷的人道主义思想。但现在更左的观点出来了,她却有点接受不了。毛主席不是说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吗?高尔基不是说主题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吗?你现在却要先确定主题,再根据这个人为制定的主题去编造情节,符合创作规律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只是号召根据地的作家们要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并没有说非写英雄人物不可,周扬后来提倡写英雄人物,而且反对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已经有人批评他形而上学了,现在你们却说在所有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样突出的结果,不就更要脱离现实生活了吗?

写文章总要写自己相信的道理才行。当初田子英批判金虚谷的人道主义思想,因为她确实相信人道主义是错误的,所以才这样口若悬河,自以为是。现在要她去写内心感到怀疑的理论,她实在写不好文章。但组织这个教材编写组,就是要你根据上峰的观点来编写的,否则就是对抗。她没有力量去对抗,又没有先前那样坚信了,于是就陷入了无端的痛苦。她在这种痛苦中与别人一起编出的教材,当然不会令上峰满意,只好搁置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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