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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锦瑟华年(七)

来源: 作者:吴中杰 时间:2019-08-07 15:36:30 点击:

张春桥原是滨海市委文教书记,因追随江青抓样板戏和组织大批判文章有功,地位突然上升,进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且当了副组长。后来又因处理安亭事件符合上意,更加培受信用,被派回滨海市主持工作。正当他得意洋洋,准备接任滨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在1967年1月底,发生了第一次炮打事件。那是敏感的造反派学生发觉他野心勃勃,翻云覆雨,所以竖起了叛帜。这一次炮打事件,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被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镇压下去了。作协的造反派当然紧跟中央文革,批判炮打派为反革命小丑,而且顺势将进驻作协的学生组织都赶了出去,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虽然这些进驻作协的学生其实并未参加炮打,但因他们的大本营被摧,他们失去了坚强后盾,也只好掩旗息鼓,灰溜溜地走了。

到了1968年4月,又发生了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这一次炮打,可不是自发的,而是从上面通下来的,有军方的背景。何千秋消息灵通,轧准了苗头,决定紧跟。他叫田子英带几个人到大街上去刷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公开表示作协勤务组参加炮打行动。田子英也就兴冲冲地带人上街刷大标语去了。不料只闹腾了一天,炮打事件又落幕了。张春桥仍然稳坐在钓鱼台上,被批判的还是那些炮打的积极分子。何秋千偷鸡不着,反蚀了一把米。

不过,何秋千善于应对,自有脱身之道。

本来,滨海市作协勤务组的第一把手是何千秋,炮打的决策人也是他,他应该担负主要的责任。但政坛上的事,并不像学究的思维那么简单地直来直去。常常是做好事的人未必受到表扬,被表扬的人却不是真做好事者,因为还需要考虑政治背景和阶级出身问题;同样,被揪出来批判的,也未必是主要责任人,而真正当事人往往倒安然无恙,说不定还在那里主持批判会,这里面有着复杂的权力作用和政治的需要。

既然田子英是带头在街上刷反张大标语的,她就被抛了出来,作为炮打的主要责任人来加以批判。她自己当然觉得不公正,但她毕竟刷过大标语,既然炮打失败了,被抛出来批判也不算冤枉。她感到政治的脆异,但不愿再牵连别人,也就不说什么了。

她原以为批判一下,就可过关,不料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之后,就把她打入了劳改队,成为监督对象。

八、后院起火

屋漏偏逢连夜雨!

正当田子英在工作单位里受到批斗的时候,却遇到了家庭的破裂。丈夫蒋尚理寄来了一份芜湖法院盖章的离婚判决书,要她签字。真是雪上加霜,使她跌入痛苦的深渊。

子英和尚理以浪漫的情怀结了婚,但婚后的生活却是现实的,需要他们去面对。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冲淡了他们的感情。

经济上的困境,尚在其次,最麻烦的是两地分居,使他们无法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虽然结了婚,却未能组成一个家。

但这事一时也无法解决。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那时又是工作为先生活为次的年代,因而并未引起领导上十分的重视。

于是,他们只好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每年在探亲假中相会一次。通常是尚理到上海来探亲,住在作协宿舍里。

滨海作协是一套组合洋房。有主楼,有偏楼,有厨房,有花园,有水池。现在主楼做办公室和会议厅;偏楼是图书馆,原来堆积杂物的假三层,则用来作为男单身宿舍,当时住着研究所两位同志,一位尚未结婚,一位家属在外地;厨房楼上,有一大间作为女宿舍,给三位刚分配来的女学生住。好在另两位女士滨海都有家,只是住得远些,所以在这里有个铺位。蒋尚理来探亲时,她们就让出来给子英做临时住家。而且当时每年只有半个月的探亲假,打扰别人的时间也不算太多。

但现实生活却不断提出新问题。不久,子英怀孕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本来是一件喜事,但却令她十分犯愁。一个人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怎么应付得过来呢?

开始,她还硬撑着。白天上班时,把孩子放在宿舍里,等工间休息时赶过来喂奶、换尿布,还可勉强应付,但是子英是搞戏剧的,晚上常常要出去看戏,这就麻烦了。有时托门房老朱照顾,老朱很同情她,愿意帮忙,但中国一向是男主外女主内,老一辈男子是不管家庭琐事的,这个老头虽然有好几个子女,却从来没有带过小孩,不知道怎么带。子英回来一看,常常是蜡烛包湿透了,里面都是屎,真是心痛得不行!这样,她只好把女儿送到母亲那边去。从此,就一家三处,她要心挂两头——一头记挂着丈夫,一头记挂着女儿。

作协大院在白天是很热闹的。三个刊物的编辑部、研究所、图书馆,还有作协组联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但一到晚上,大家都下班回家了,只有住宿的几个单身青年,而且也没有相互串门的习惯,大抵是各自闭门读书。厨房楼上女宿舍里,常常只有子英一个人住,有时寂静得使她产生幻觉,仿佛听得门外走廊上有人走过,走向尽头的一个房间。那间房原来是这家住户的储藏室,听说房主人出走香港后,已经死亡,莫非是主人家回来取东西?还是老管家来巡视?子英是唯物主义者,理论上不相信有鬼神,但是一听见走廊或邻室有响动,她又难免要想入非非。她常常是以给丈夫写信来打发寂寞,婚后的书信竟比婚前还写得多。

她很想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但滨海市人口爆满,户籍一向难进。许多有相当资历的中年配偶,都难以调入滨海,何况刚毕业不久的青年人?子英申请了几次,想调尚理进滨海,但毫无音讯。有位好心的老大姐告诉她,办这种事是要走门路的,如能走通实权人物的门路,就可早日办成。那时,送礼之风还未盛行 ,特别是在知识界,所谓走门路,无非是多跑动,多讨好,多求情。但子英带有知识分子的清高感,拉不下脸来求人,而且,她也没有比较熟悉的实权人物可求。比较熟悉的副所长和学术秘书,都是管业务而不管人事的,所以这事就一直无望地拖着。

后来觉得尚理调进无望,就申请自己调出,她愿意到芜湖文化局去工作。芜湖方面表示欢迎,可是,滨海作协领导不愿放人。支部书记找她谈话,说:“组织上将你分配到作协文学研究所,是要培养你成为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进所以来,你表现得还不错,在写作上也做出了成绩,说明你是有发展前途的。如果调到芜湖,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希望你好好衡量,不要辜负了党对你的期望。两地分居当然会对生活带来困难,但滨海市工作人员中两地分居的人很多,希望你克服一下困难,以后慢慢再设法解决。”

子英觉得支部书记讲得不无道理,而且她自己也很留恋滨海作协的工作条件,将来想成为一个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觉得中途放弃,十分可惜。这样,调动的事就拖了下来。到得四清运动开始,人事冻结,调动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年经人的感情是会变化的。“海枯石烂不变心”之类的话,虽然常见于言情小说或传奇戏曲,但在实际生活里却难以做到,——小说戏曲里特别强调这一点,也许正是现实生活中欠缺之故。

长期两地分居的结果,蒋尚理的感情就渐渐有些淡漠了。不过那时还有强大的组织纪律约束着,总算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裂痕。但到得文化革命开始,提出了“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之后,这种道德和纪律的约束就不起作用了。蒋尚理久受压抑的心情得到了释放的机会,他做了当地一派造反司令部的头头,从俯首贴耳的低眉族变成叱咤风云的头面人物。

大凡一个人成为风云人物之后,身边总不乏一些追随者和仰慕者。蒋尚理自然也不例外。追随他身边的,有男有女,其中一个本公司的青年女子,对他特别关心,生活上的照顾无微不止,使他感到十分称心,这是事业心很强的妻子所不能给的。这样,他们慢慢就越过了同志的关系,而成为情人。但那时,情人是不允许存在的,这样,他只能在两者之间作出决择:或者与妻子离婚,或者与这个女子断绝关系。而现在,情人已怀上他的孩子,他无法与她断绝关系了,所以他只好选择与妻子离婚。

田子英从当上造反派头头以来,一直沉浸在革命激情之中,家庭之事也无从考虑起。她只想着等运动过后,再申请夫妻团聚,从没想到二人会离异。所以接到丈夫要求离婚的信件之后,一下子惊呆了。那时,她还在做造反派的头头,行动上有相当的机动权,于是赶快请假到芜湖去,希望能挽回这段婚姻。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蒋尚理铁了心,非离不可。田子英只好把事情暂时搁下,回到滨海,希望日后能设法唤回他的感情。想不到回来不久,自己就受到了批判,陷入了困境。

而正当自己受批判时,却收到这份离婚判决书。她一怒之下,就签了字,同意离婚。直到多年以后,她才知道,这张判决书虽然是芜湖法院签发,却是夺了权的造反派伪造的,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对方的孩子已经很大了,还有什么话说呢?而且,她对蒋尚理的感情也早已冷却。

九、此情可待成追忆

大凡某个人一旦成为批判对象,总要被穷追猛打,没完没了。首先要挖掘思想根源,其次要追查黑后台。

那时候,思想根源是通用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大家搬过来批判一通,被批判者照例必须承认,否则,就是顽抗;还有阴谋家、野心家的帽子,也是常用的,作协的革命群众还算有分寸,没有套在田子英的头上,或者觉得田子英傻乎乎的,不像个野心家,或者再进一步查,怕牵扯到工人作家何千秋的头上,故适可而止。接着,是追黑后台。第二次炮打的掀起,其实是有后台的,一条线从上面直通下来。但黑后台是谁,田子英根本就不知道,他只知道上街刷大标语的事是勤务组第一把手交代给她的,工宣队为了要保护这个工人作家,也不好穷追猛打,所以批判了几次,就把田子英放到劳改队里去,一边劳动,一边继续审查。这叫把批判对象“挂起来”。

劳改队里都是一些老干部、老作家。这些“老”字辈人,当时虽然年纪并不算太老,但因为都是从旧社会中来,所以难免有着曲折复杂的经历和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所以也总是审查个没完没了,但又往往查不出什么大名堂来,于是就一并发配到劳改队劳动。劳改队中人,有些在文化革命之前是领导干部,有些本来就是注入另册的人物,田子英则是文化革命中坐在主席台上主持对他们的批判的,现在都一起成为劳动改造对象,真是十分有趣!

劳改队里有一位著名诗人文进,前些时候关在少年劳教所里隔离审查,田子英曾经奉命找他谈过话,却不想在这里碰头了。他不像有些人那样冷漠、敌视,倒是表现出了理解和热情,——在那个时候,审查对象们对于别人的一言一语,一频一笑,都是很敏感的。

文进是个老革命,十五岁就奔赴延安。后来作为新华社记者,跟随彭德怀部队转战大西北,最后在新疆落脚下来,做了那边新华分社的社长。那时许多记者都热衷于创作,想用自己的笔反映那个伟大的时代。有人写报告文学,有人写长篇小说,而文进则喜欢写诗,成为一个诗人。子英在刚进大学时,就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过他的组诗《天山情歌》,当时大家都在高唱进行曲的时代,这组情歌相当引人注意,特别是青年学生,更是争相传颂。所以这位诗人,就在青年学子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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