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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锦瑟华年(六)

来源: 作者:吴中杰 时间:2019-07-31 13:37:34 点击:

她在大学读书时,老师教导的论文写作方法是:先要大量地阅读原始资料,从中归纳出理论观点,然后再从这个观点出发,组织材料,写出文章。反右之后,运动深入到业务领域,曾经有过“论从史出”与“以论带史”两种治学方法的辩论,结果是后一种观点胜出,前一种观点受到了批判。批判者说,“论从史出”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引导人们跟着史料走,抛弃了革命的立场;革命者应该先有革命的观点,再根据这个观点来选择史料。子英觉得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后来她参加批判活动,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她是根据领导上的意见,先确定金虚谷先生的人道主义观点是错误的,然后再去寻找批判材料,无限拔高。这样做,比先研究史料再来确定观点要快捷得多了,而且也取得了效果,心理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

在作协文研所工作时,虽然也是根据上面定的框框找问题,但写作材料是自己翻阅报纸杂志得来的,下笔时心中还有点数。现在进入写作班,从批判对象到批判调子,都是上面定好了的,自己一点主动性都没有,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准确地领会领导意图,而这定调子的领导还不在滨海市,想请教一下也不可能。这样的文章怎么写得好呢?于是,她陷入了苦闷。

而且,她感觉到,难以适应这种写作方法的还不止她一个人,连组长陈逸群也有点无所适从。

陈逸群是左联时代的理论家,一直配合革命需要从事理论写作,不过那时,总还是自己有所感才下笔来写,像现在这样命题作文,大概也未曾经历过,而且现在要批判的东西,自己脑子里也有一些,所以多少有些迟疑。好在他是组长,自己不执笔写作,只是参加讨论,并最后修改文章,倒还过得下去。

比较适应这种写作方式的是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兼文学组副组长余思齐。他原是青年团活跃分子,中学刚毕业就参加工作,因为能说会写,很快就调入市委宣传部做文秘干事,他脑子里旧的文学观念积累得就不多,而且以往所做,本来就是秘书工作:为首长写汇报材料或起草报告。应题作文,正是他的强项。所以,他在写作班里起了骨干作用。

但能进入写作班,毕竟是光荣的事情,这是领导上对你的器重。在这里,既能最先得知领导意图,也需最早把领导意图化为文字,公诸报端,因而他们的文章就很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写作班的名气愈来愈大,因此他们又产生出一种优越感。

优越感与被动感纠缠着她,使田子英感到苦闷。

但不久,她就离开写作班。因为四清运动开始了,机关干部,大学师生,都要轮班参加工作队,到乡下去。

从写作班中调去参加四清工作组的,不止田子英一个,组长陈逸群比她早几个月就下去了。她也搞不清是领导上对陈逸群失却了信任,还是正常的调动。

但对田子英本人来说,参加工作队,既是协助工作,也是接受教育,而且后一项任务还要重一些。田子英家庭出身有些问题,本人表现又时好时坏,不大稳定,所以需要更多的改造,下乡下厂之事,总是优先考虑的。

田子英家原来在小镇上,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后,就下放到农村里去了,所以对农村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她对农村干部的霸道作风一向有些意见,觉得清一清也是应该的,但这次下去,按照中央传达的“桃园经验”,要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好像到敌占区去工作一样,把所有干部都看作问题人物,却很不理解。工作队其实并没有掌握实际材料,只用估算的方法,就认定他们有贪污,也很不实在。所以子英在思想上很有些矛盾,只是不敢表露出来。

不过,“四清”运动没有进行完毕,她们就被调回原单位了。因为一个更大更全面性的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七、狂飚忽然从天落

田子英离开四清工作队后,并没有重返写作班,而是回到了原单位——滨海作家协会。这并非她自己的选择,而是领导上的统一安排,除有特殊使命者外,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回到原单位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是让他们在这场重大政治运动中,接受革命的洗礼。

作家协会被称为裴多菲俱乐部,是“文化革命”的重点单位,也可以说是祭旗之所。

裴多菲是十九世纪匈牙利爱国诗人,1848年在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中英勇牺牲。因为鲁迅的介绍,他在中国也很闻名,特别是那首《爱情与自由》短诗,更是非常流行。许多热血青年,都唱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句,而走向革命。但是,在1956年之后,裴多菲的象征意义却起了很大的变化。因为那时匈牙利成立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许多反对苏联干预,争取民族独立的知识分子常在这里聚会,于是在苏联出兵镇压之后,这就成为反革命分子聚集地的代名词。毛泽东在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中,指责文联领导下各个协会道:“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就是在这个意思上取义的。因此,文联、作协就成为裴多菲俱乐部的同义语。

田子英回到滨海作协一看,情况大变。往日整洁高雅的办公大楼,已是面目全非,走廊和大厅都糊满了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揭露一些作家的问题,从政治态度到生活作风,不择巨细。旋转楼梯上从三楼直挂下来几条大标语:“打倒修正主义分子×××”,“揪出反共老手×××”,“×××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令人看了触目惊心!

滨海市作协主席李沛棠是全国知名作家,前几天报纸上登着他他参加亚非拉作家紧急会议的消息,还有毛主席接见的照片,会议结束后一回到原单位,就被糊满了大字报;还有两位平时主持滨海作协日常工作的党员理论家:副主席陈逸群和秘书长罗大宾,忽然也都成为打倒对象;其余许多知名作家,也都变成了牛鬼蛇神。作协临时划出一间会议室做为“牛棚”,将这些“牛鬼”们关在里面写检讨,同时供人观看。

作家协会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参观者络绎不绝,以学生和市民为多。这些人借着看大字报为由,其实多半是为了观看一些知名作家,因为这些人名气很响,平时却难得一见。所以人们常在门口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仿佛在动物园里观看珍稀动物。

作协的日常工作,改由几名工人作家主持。其实他们所要做的,主要是接待络绎不绝、蜂拥而至的串联者,向他们愤怒地揭露那些成名作家们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和作协领导对工人作家的排挤、打击。赢得了串联者对他们无限的同情,对作协领导正义的愤怒!

但子英知道,那几位工人作家,分明是作协领导着意培养的,——虽然,培养工人作家的方针是市委领导定的,但具体工作还是由作协来做,而且,她过去只看到这些被培养的工人作家对作协领导的感激,并没有像他们现在对着来参观的革命群众所说的有什么抵制和斗争。

田子英虽然经过阶级斗争的教育,而且还有着参与批判运动的实践经验,但对眼前这种景象还是感到迷感。

忽然传来消息:陈逸群跳楼自杀了!

作协大楼里马上贴出了新的大字报,谴责陈逸群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这使田子英感到悲哀。

陈逸群是国内知名的革命文艺理论家,是滨海市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的实际领导人。他平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写文章,代表着正确的方向,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批判对象,而且还落得这样的下场!

她有点想不明白。

很多天来,陈逸群的形象总是在田子英的脑子里拂之不去。她想着他为人的方正,办事的认真,对所里青年人的关怀和培养,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反党的言行。听说他和潘汉年有些关系,但潘汉年当年是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负责人,陈逸群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能和潘汉年不发生关系吗?

不过,在疾风骤雨的革命风暴面前,田子英也未敢公开表示怀疑,只是自己感到困惑。她不明白这场运动的革命对象是谁?走向如何?也不知自己该如何迎头赶上?

正在疑惑之际,运动的浪头冲向滨海市委了。

不过,在市委门前闹事的,不是滨海市的市民,而是北京来的学生。这些学生也没有掌握什么具体材料,只是觉得滨海市太平静了,应该乱一乱。他们的逻辑是:北京市委都烂掉了,难道滨海市委就没有问题?所以提出要炮轰滨海市委。滨海市委当然也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防卫。但现在这场运动,是不好对群众进行弹压的,所以只好动员本市的群众与他们辩论,以此表明滨海市委的正确性。

田子英是有名的小钢炮,富有辩才,是参加保卫市委大论战的最佳人选。

子英自己也不知道滨海市委有没有问题,但从惯性思维出发,觉得领导上布置下来的任务,总是应该去做的。而且觉得,这也是领导对自己的器重,说明自己还是革命群众,而非革命对象。所以她就兴冲冲地跟着一些人到市委门前保驾去了。

北京那些中学生虽然冲劲很猛,提出了许多个“为什么?”如说:北京市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为什么滨海市这样冷冷清清?滨海市难道就有没有彭真式的人物?就有没有“三家村”?但是,却又拿不出事实来,也讲不出足以服人的道理。

田子英原来是写作班成员,文化批判的事情知道得很多,她可以讲出一系列具体事例来反驳他们。如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就是在滨海市委的领导下写出来的,也都是首先在滨海市的报纸上发表的;批判鬼戏的文章就是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写的;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就是滨海市委书记首先提出来的;江青同志搞革命样板戏,也是首先得到滨海市委的支持……结论是:滨海市委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滨海市委领导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说得那些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内情的北京红卫兵哑口无言,嚣张的气势一下子就被压下去了。

但是,北京的学生们并不服输,他们突然祭出一道杀手锏:要参加辩论的人自报出身成分。

这是文化革命初期的特有现象。那时,正是高干子弟大造其反的时候,他们具有将门出身的优越感,所以特别强调家庭成分。当时有一副十分流行的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鬼见愁”。这副对联有着露骨的唯成分论偏向,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却总是无法纠正,因为革命口号本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它总是因斗争的需要而出现,也因斗争的形势的变化而显隐。直到许多高干被打倒,那些自以为好汉的子弟们自己也成为狗崽子的时候,这副对联才悄悄引退了。

不过这时,正是高干子弟得意的时候,所以大会发言要报成分也就十分流行。这样一来,田子英就吃瘪了。因为子英家庭成分是小业主,本来还属中档,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但此时必须是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干(即革命干部)出身的人,才有发言权,小业主就等于是剥削阶级,有什么资格发言?没有发言资格的人,无论讲得多么在理,也是要被轰下来的。如果再盘查出父亲竟是右派分子,那更是不得了。所以她只好落荒而逃。

但回来之后,子英却受到领导的批评。说在那种乱糟糟的场合,谁能够去查你的祖宗三代?为了革命的需要,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革命家庭出身,把他们辩倒,压下去!这又使子英更不明白了。你们不是一直教育我们要忠诚老实吗,怎么又叫我要当众说谎呢?

子英忽然想起了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所说的那句话:“奥勃郎斯基家一切都混乱了!”

在这混乱的局面中,她感到迷茫,无所适从。

但不久,局势就比较明朗了。她也找到了行动的依据。那就是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并接受一个女生给自己带上了红卫兵袖章。在这里,她看出了两点重要信息:一是这次运动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毛主席支持那些造反派红卫兵小将。

她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做个革命闯将,不能再傻乎乎地去保市委了。

于是,她写大字报,参加批判会,赶紧跟上形势。

这时,各地区、各单位的造反队就像雨后春笋般萌发起来。因为中央文件上强调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而且成立组织机构也用不着什么人批准,只要几个人一商量就成,所以全国造反司令部就满天飞,你在街上随便走走,就可以碰到好几个造反司令。滨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几个青年人还算谦虚,他们没有成立司令部,只从毛主席诗词中取来一个名字,叫做“火正熊战斗组”,公推田子英为组长,因为她能言善辩,可以代表大家表达意见。

作协里自然也有别的战斗队战斗组,几乎每个科室都有一个乃至数个,人数不等,有十数人的,有几个人的,还有一个人的独立大队,他们各自为战,谁也领导不了谁。后来中央号召大联合,大家也就组成一个联合领导机构,来主持作协的运动。由人数较多的几个战斗组组长联合组成一个领导机构。田子英作为“火正熊战斗队”的代表,也进入了滨海市作家协会革命造反领导小组。

过去各单位党内领导机构,通称为党支部、党总支、党委会,作协的党组织则称党组,各单位的行政领导大都称“长”,如厂长、校长,而作协行政领导称为主席,现在造反派的领导机构则通称勤务组,领导人称为勤务员,以示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作协勤务组共由五人组成,组长是工人作家代表何千秋,田子英名列第四,或者说是倒数第二,并不显要,——最后一名是后勤部门的造反队代表。

但由于田子英能说会道,所以她在勤务组里又很活跃。

勤务组成立之后,要进行斗、批、改工作。作协勤务组的中心任务,是领导革命群众来批斗反动作家。但反动不反动,似乎并无明确的界限,今天批斗这一个,明天批斗那一个,弄得人人自危。何千秋在社会上混得久了,富有社会经验,他要掌握的是实权,却不愿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去得罪太多的人,所以主持批判会的事常常推田子英出面。田子英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主持批判会也很起劲,而且还常常要发挥她的小钢炮性格,言词锋利,使人下不来台。于是,在滨海作协,她也就积怨甚多。

但世道多变,人生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俗谚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就是这种风水轮流的规律。而在文化革命这种风云多变的年代,轮流的时间根本用不了三十年,有时只须三十个月,或者三十天,甚至于更短。

田子英开始倒霉,是在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之后。(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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