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学 > 连载 > (小说)锦瑟华年(五)

(小说)锦瑟华年(五)

来源: 作者:吴中杰 时间:2019-07-24 14:17:22 点击:

还在大学读书时,田子英就提出入党要求了,有时还表现得特别积极,但整整四年都没有解决。支部书记跟她讲了很多鼓励的话,但总说还有一些缺点需要克服。归纳起来无非是两条:一是父亲是右派,应该进一步划清界线;二是本人有较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应进一步克服。这两条,从理论上说起来,冠冕堂皇,但事实上做起来,却又很难掌握分寸。父亲是怎样一个人,她最清楚,但现在已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就不能为他说几句实事求是的话了,她表示要与父亲划清界线,但总不能把他说成是恶棍吧。至于自己身上的问题,她也承认有个人英雄主义,喜欢出风头,但若什么都不出头露面,那么,战斗性表现在哪里呢?她之所以能得到领导上的赏识,不就是因为敢打敢冲吗?

而现在,又加了一条不可原谅的错误:在重要问题上,讲了真话。

那是春节之后开始上班的时候,各单位照例要举行一次座谈会,大家谈谈假期中的见闻,交流思想,其实是领导上要摸摸动态。在这种座谈会上,别人都很知趣地讲许多肯定性的话语,以印证领导上所说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论断,独有平时最喜欢讲话的田子英却沉默不语。直待小组长催了多次,她才崩出一句话来:“我们那边老百姓没有吃的,都饿死人了。”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先是大家呆了一会,接着在支部书记带领下,纷纷对她进行帮助。有的说,现在全国形势大好,经过大跃进,粮食产量大有提高,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而不是够不够吃的问题;有的人从哲学上谈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叫她不要片面地看表面现象,而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有的说,现在阶级敌人反对三面红旗,正在造谣污蔑,叫她千万不要上当,——还好,发言者没有直接将她当作敌人。经过一番帮助之后,小组长匆匆宣布散会,不再多加讨论。

田子英回到宿舍,扒在床上抱头大哭。边哭边说道:“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我是亲眼看到的呀!”

她还是没有弄懂,真实的事,并不是都能讲出来的。

其实,大家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各人都有消息渠道,即使未曾目睹,也早已听说饿死人的事了。而且,滨海市虽然还能保证粮食供应,为至于饿死人,但是定量已经減少,副食品也日渐稀缺,吃不饱也是眼前的事实,只是大家心照不宣,不敢说出来而已。每遇需要发言,就按报纸社论上的调门,重复一遍。田子英革命性虽强,但是脑子太直,不知隐讳,将她在乡下所看到的事,照实说了出来,于是触犯了时忌。

如果在反右运动期间,田子英这句话足可使她成为右派,如果在反右倾高潮中,她的言论也可定为右倾言论,只是当时由于形势严峻,正处于“一张一弛”的“弛”的阶段,所以对于子英的直言,只是进行批评教育,并没有作出什么处分。但是,入党的事,也就搁浅了。

这一搁,就搁了一辈子。

五、胡萝卜婚宴

田子英此次回乡,是去结婚的。只是她没有张扬其事,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她的对象蒋尚理是中学同班同学,人长得挺帅气,也很活跃,上课时就坐在她的后排,又同时参加校宣传队活动,一起进进出出,时常说说笑笑,彼此比较熟悉。但那时大家都非常单纯,还没有进到谈情说爱这一层。不料同学间却议论开了,而且老师还出来干涉,找他们谈话,说青年人不能过早谈恋爱,以免影响学习,影响进步。这倒引起了子英的反感。她一向有一种逆反心理,你愈不让她做的事情,她愈要去做。老师一干涉,反而促使她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了,由友情进入到恋情。子英说,我就要谈恋爱,谈给他们看看,看影响不影响学习和进步!

有了这样的动力,她们读书更用功了,参加社会活动也更积极了。

那时还没有明文规定中学生不准谈恋爱,所以,老师虽然反对,但也无可奈何。田子英和蒋尚理学习成绩本来就不错,经这一激,反而学得更好了,高考时都考上了名牌大学:田子英考上滨海师大中文系,蒋尚理考上仁济大学工业及民用建筑系。这两所大学都在滨海市,只不过一所在城东,一所在城西,坐公交车单程就要个把小时,来往不是很方便。好在她们都是事业型知识青年,并不想天天泡在一起谈情说爱,能在星期天碰头交流学习心得,也就很满意了。

田子英和蒋尚理的业务成绩都不错,但政治机遇却大不相同。田子英在反右运动中虽然被指责为立场不稳,但她以积极批判来勉救了自己,而蒋尚理却因执行政策而受到了处分。蒋尚理当时是年级团支部书记,他根据上级的要求,号召同学鸣放,但反右运动一开始,却说他鼓励反党意见出笼,犯了政治错误,开除团籍。虽然他还未被打成右派分子,但背着犯政治错误的包袱,日子也就不大好过了。子英因批判她的老师金虚谷而出了名,作为文艺理论新兵留在滨海作协作为新生力量来培养,滨海是户口特别紧张的城市,尚理有政治包袱,当然不可能留在滨海工作,他被分配到老家安徽,在芜湖建设工程局工作。芜湖是鱼米之乡,土木工程也是他的本行,应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这也是他这几年夹紧尾巴做人的结果。

但这样一来,尚理在心理上就有了很大的负担。本来他觉得自己与子英是对等的,虽然所从事的工作不同,但在社会地位上还是般配的。而现在却出现了不小的差距。中国人的习惯是男强女弱、男尊女卑。虽然这是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但一旦成为社会习俗,就很难改变。即使是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心理总还摆脱不了这种阴影。他很担心他们的关系能否持久,在两人的接触中,难免有所流露。

子英是聪明人,很快就觉察出了他的意思。她倒不在乎这一点,马上安慰道:“你放心好了,我们是青梅竹马,岂能因这些小事而变心?工作上的统一分配,谁都得服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先工作起来,以后我们再设法请求调动,你如果不能调到滨海来,我就要求调到芜湖去。两情相悦,岂在朝朝暮暮?”

尚理听了子英的表态,自然很高兴,但总还有点不放心。

子英考虑了一下,决断地说:“你如果还不放心,我们到春节就结婚!”

尚理听了,自然喜出望外。但转而一想,又不安地说:“我们什么准备都没有,没有钱,怎么办喜事?”

子英爽朗地说:“新事新办。没有钱就不能结婚?”

尚理说:“这太委屈你了!”

子英说:“只要我们努力,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后面这句话,来自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当时是普遍流传的励志语言。子英用来表示对前途的信心,倒是非常贴切,也使尚理大为感动!

于是她们兴奋地拥抱在一起。

结婚是人生大事,讲究礼仪的中国人一向将它看得很重。过去的婚礼非常繁复,要化费很多钱财,即使到民国时期大为简化,一些基本排场还是不可避免,如男方要送聘礼,女方要发嫁妆,结婚之日男方还要用花轿迎取新娘,并大宴宾客。解放初期,机关干部讲究革命化婚礼,聘物、嫁妆之类都取消了,也很少有人再办婚宴,往往只是备些糖果,请领导、同事、亲友们来发表些革命的高论,以资庆贺。

但田子英和蒋尚理连这样简单的革命化的婚礼也办不起。因为她们拿到的工资,大部分都支援各自的家庭了,剩下的只有吃饭钱,连糖果也买不起。好在那时候,只要有结婚证就是合法婚姻,没有人来管你行不行婚礼。所以子英和尚理领了结婚证,就到男家和女家去各住几天,算是结婚了。

他们先到男家。男家对新媳妇是无限欢迎,将全家最好的床让给她们睡。但这是一张土坯床,就是用没有烧成砖头的土坯搭成的床。因为他们全家六口人,只有两间茅草房,三张土坯床,让出一张床来给新婚夫妇睡,已是最高的礼遇了。当然也没有新被子,盖的是一条破棉胎。婚宴当然是办不起的,因为当时连粮食也没有,更不用说是鸡鸭鱼肉等副食品了,公婆忙了好几天,拿出来的是细瘦干瘪的胡萝卜:早上蒸胡萝卜,中午炒胡萝卜丁,晚上煮胡萝卜汤,吃得人直泛酸水。邻居故意问子英道:“胡萝卜好吃伐?”子英为了维护夫家的面子,而且考虑到某种社会影响,还装着笑脸说:“好吃,好吃!”

在男家住了几天,他们就移师女家。子英家的条件比男家好些,但也没有细粮了,子英母亲想尽办法将粗粮细做,招待新女婿,但他们那里吃得下去?略住了几天,就回芜湖、上海去了。

子英母亲感到很内疚。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给女儿做嫁装了。当初大女儿出嫁时,还送了一箱子陪嫁,二女儿是她最心爱的,却只找出一块花布来给她做了一件罩衫。但子英却高高兴兴地穿上,表示很满意。她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只想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新生活,并不想依赖前辈来享受!

但这次回家所看到的农村景象,却使她陷入了沉思,使她产生了难以言状的压抑感。

她再也天真不起来了!

六、从文艺哨兵到写作工具

滨海市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的青年们,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听从领导指示,放弃了学术追求,安心于做一个文艺哨兵。几年下来,很多人已在文艺战线上崭露头角,文研所的领导也表示满意。但市委领导却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的游击战方式,他们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急于要组织一支直接听命于自己的写作队伍,以应对已经迅速展开的全面阶级斗争形势。

于是,滨海市委写作组便在全国率先成立。后来为各省市和各部委所效仿,遍地开花。

这个写作班分为几个小组:文学组、历史组、哲学组、经济组,因为它是直属市委领导的,所以人员可以从本市各单位借调。

文学组组长是作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陈逸群,人员从各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中抽调一些,宣传部也派来一些青年人,而主要力量则来自他自己领导的滨海市作协文研所,熟人熟马,指挥起来比较便当些。但他并没有将文研所的骨干力量都抽过来。一则,这写作班的人员虽说都是借调,编制还在原单位不动,但是没有借调期限,不知何时回去,文研所还要继续展开工作,力量不能抽空;再则,市委组织写作班的目的是要写批判文章,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写这类文章,比如,他所信任的文研所学术秘书王益,就不太适宜。王益是法国留学生,出于一腔爱国热情,五十年代初期回国参加文化建设,他翻译过一本法国人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文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有研究,工作也很踏实,但却跟不上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写出来的批判文章总是火力不足,所以仍留在文研所主持日常工作,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这样对各方面都有好处。他所带来的就是几个能够写批判文章的青年作者,田子英即中其中之一。

但田子英等人并不了解陈逸群心里的盘算,觉得能到市委写作班来,是领导对自己的重视,也说明自己的文学才能得到了承认,所以非常兴奋。那天,几个人一起来到写作班所在地桂子花园报到,一看这里比作协的花园洋房更加宏大、更加漂亮,就越发兴奋。据说这是李鸿章为他的小妾购置的别墅,房屋、园池都很考究,还有一条小河,可以划船,这大概就是小说戏曲中所写的相府后花园了。他们到处兜了一圈,回到大厅里,就嘻嘻哈哈聊起天来。聊到得意处,一个外单位的男士忽然开玩笑称田子英为“才女”,说在这样的好地方,一定能写出许多好文章来。田子英不愿接受这种调笑的称呼,立即回赠了一个“才子”的头衔给对方。这原是青年人开玩笑的话,其实并无深意,却有人马上汇报上去,第二天就开了一个整风大会,一位市委机关调过来的小头头义正辞严地指责这是一种旧文人的庸俗作风,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战斗集体内,他希望大家要改掉自己的旧习气,努力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他重新提出了“战士”这个定位,也就是再次提出培养方向问题。

田子英和其他几个一起开玩笑的青年作者都不满意这种小题大做的批评,但也不敢公开抗议,只能腹诽而已,而且还要夹紧尾巴做人,以免惹事。好在没几天,写作任务就下达了,这种事也就不了了之。

写作班的工作方式,与文研所又有所不同。文研所的写作,虽然也是根据宣传部的意向行事,但在总的方向下,执笔者多少还有一点机动权,还有一点自己选择的余地,而写作班则等于是领导人手中一支笔,他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他要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且,批判的对象和文章的调门,都是由北京决定的,滨海市委只是紧跟中央,本身也是一个传信筒,一个贯彻者。

这时,“文化大革命”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但前奏的锣鼓却已敲响。

1963年12月9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说文艺界各个协会和它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于是,从文艺界到整个文化界的大批判就开始了。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点名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7月24日,《人民日报》又摘要刊登了戚本禹的《评李自成自述》,同时,对孙冶方的利润论、翦伯赞的让步政策、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文艺界的许多戏剧、电影和文学作品,也展开了批判。

滨海市委写作班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目的就是为这场文化大批判服务。各个小组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批判。

文艺组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要批判的东西最多,戏剧、电影、文学作品,还有文艺理论。最先拿出来批判的是两部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但这两部电影,大家都没有看过。《早春二月》拍好后还没有公映,就被封杀了;《北国江南》虽已上映,但并不热门,所以看过的人很少。现在是为了批判,而在内部放映。这样,大家就都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挑剔其中的毛病。其实,批判的调子也是上面定好了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你们只需寻找细节来印证这个结论就是了。

田子英有点不习惯于这种写作方法。(下期续)

相关阅读:

评论信息

最多输入150字
验证码
条记录 /页  首页   尾页  

最受欢迎文章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