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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锦瑟华年(四)

来源: 作者:吴中杰 时间:2019-07-16 18:01:32 点击:

滨海是一座工业城市,有着众多的产业工人。还在解放初期,市委早就着手培养了一批工人作家,作为文艺界的依靠对象。这些工人作家很写了一些忆旧社会之苦,颂新社会之甜的作品,经过有组织的宣传,造了很大的声势。只是,工人作家虽然坚定地拥护工农兵文艺方向,但理论基础毕竟薄弱。要他们批判,恐怕只能讲些拥护、反对、捍卫、打倒的话,讲不出太多的道理来,未必能驳倒资产阶级作家的理论。于是,他们组织了一批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来作为主力军。田子英就是这样被选中,作为炮手来参加作协会议。这正应了革命领袖所说的小将们向老将挑战的预言。

青年人勇敢、无畏,在社会运动中常常冲锋在前,被誉为革命先锋;但因为思想单纯,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历史知识,也容易为人所驱使,在阶级斗争的热潮中,被用来作为斗争工具,也是常有之事。

作家协会这个机构虽然不大,但在文学青年心目中,却很神圣。因为中文系的学生大都是做着作家梦入学的,而作家协会则是作家的圣殿。现在能进入圣殿,和作家们坐在一起讨论文学上的是非问题,自然觉得很兴奋。

滨海市作家协会设在一座很别致的花园洋房里。这幢洋房,当初是一个资本家送给他太太表达情爱的礼物。为了突出爱情主题,设计师很动了些脑筋。它不像中国旧式建筑那样,将福禄寿喜的花样明摆在画面上,却是将爱情的意思寄寓在各种装饰中。比如说,阳台造得很宽敞,那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幽会之所;大厅前有一个喷泉水池,大理石立盘上矗立着一尊雕像,这是希腊神话中的普绪赫女神,四周还有四个爱神丘比特来衬托,她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恋爱故事。这个花园就叫爱神花园。

现在,要在这座歌颂爱情的花园洋房里,将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不过,当时并没有人来介绍这座房子的背景和设计,青年学生们只看到这座建筑物的富丽,一时也看不懂各种装饰的寓意,只看到这尊女神的美丽,却叫不出她的名字。他们感兴趣的还是那些知名作家。有些人情不自禁地与一些名作家攀谈起来,表示早就读过他们的作品。但这一举动,却受到学校带队干部的严厉批评,说他们阶级立场不稳,向资产阶级作家输诚。

田子英虽然也向往作家协会,但她是负有使命而来的,所以一开始就以革命者自居,既不去欣赏花园景色,也不对那些名作家假以辞色,而忙着抓别人的把柄,准备自己的发言。领导上交代她的任务是批判金虚谷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她就以在学校批判会上的发言稿为基础,再加以充实提高,并将现场的动态组织进去,讲得激昂慷慨,痛快淋漓。说得激动起来,连老师、先生的称呼都不用了,直呼金虚谷的名字,声色俱厉地加以批判。

作家们虽然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批判和被批判都成为家常便饭,但学生直呼老师的名字,言辞尖锐地面对面批判,还是第一次看见,所以颇为惊讶!不过在这种时候,大家都不想惹事,所以都不愿意掺和到里面去。只有一位老翻译家罗先生,实在看不过去,在会间休息时,对田子英说道:“对老师总还是应该尊敬的,人道主义问题也很复杂,还要深入研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否定的。”但田子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义正辞严地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切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必须彻底批判,老师也不能例外!”老先生无话可说,摇摇头走开了。

这种对年轻人的劝诫,要是别人说出来,马上就可以成为批判材料,但这位罗先生,曾经做过蔡廷锴将军的秘书,当年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时,他曾代表这个政府到江西苏区与毛泽东进行谈判,并为红军输送过布匹、食盐,毛泽东还记得他这点好处,称他为老朋友。所以在反右运动中,他就敢于在座谈会上向毛泽东当面提出“鲁迅要是活到现在,会怎么样”这样十分敏感的问题。滨海市委书记知道他和毛主席的这层特殊关系,也就对他特别加以照顾,凡事放他一码。所以只有他,才能说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只是会下说说而已,并不能起什么作用。

但田子英的发言,却因言辞尖锐、攻势凌厉,而受到领导重视,不但作为新生力量,名字上了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而且大学还没有毕业,就作为理论界的培养对象,提前分配到滨海市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

做作家,是田子英理想的追求。现在她虽然还不是一个作家,但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走到作家圈子里来了,她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

四、做院士,还是做战士

滨海市作家协会原来有个文学研究室,有几个人在那里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兼做资料工作。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经历过世事,有些还受过政治处分,因此行动很谨慎,当然不会去反对现行文艺政策,但也不想紧密配合,文章写得不咸不淡,资料性强,艺术分析多,却毫无战斗气息。市委领导不满意这种状况,他们从阶级斗争需要出发,要求加强文学评论的战斗性,决定增加青年力量,将文学研究室扩充成文学研究所。田子英恰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所以在毕业前几个月,就被提前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

与她同时分配来的,还有另外五个大学生,他们六人来自本市三所设有中文系的高校:滨海大学、滨海师范大学和滨海师范学院,每个学校两名,男女生各一,绝对平均。这六名新生力量中,以田子英的影响最大,她以锋利的言词批判自己的老师而暴得大名,这是别人所不及的。只是另外五人都是共产党员,而田子英不是,这是她的欠缺。

但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他们对于领导上为什么要将他们提前分配到作协文学研究所来,却都缺乏充分的认识。

那时,从高等学校出来的人,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学术情结。他们经过多年的大学学术环境的熏陶,无形中接受了一种观念,总觉得一个学者必须有所专长,应该成为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要有一两本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才能站得住脚,而批判性的发言和文章,则只是应景的余事,是一种政治表态,并非学术正业,不能靠它吃一辈子。这是大学毕业生和那些宣传干事出身的人在思想意识深处有所不同之处,也是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老是批判不倒的原因。

所谓“一本书主义”,无非是要求作家至少能写出一本像样的著作来,作为立足之地,不要做鲁迅所批评的那种空头文学家的意思。这本来并没有什么错,只是在政治挂帅的日子里,它冲击了政治,就成为莫大的罪状。

但大学生们少不更事,没有想得那么深远,所以还念念不忘要搞专业研究,要写学术著作。而“文学研究所”这块牌子,就给他们太多的遐想。

他们知道,北京有个“文学研究所”,原来隶属北京大学,后来改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那里聚集着许多高级专家,大家分头研究各种学问,引领着全国文学研究工作,影响深远。他们也希望走这样的路,从事专题学术研究。恰巧市委请来了滨海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郭明堂老教授兼任作协文学研究所所长,更使他们兴奋。郭教授是全国有名的学者,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在解放前就被列入大学丛书,现在经过修订,重新出版,也仍旧是大学教材。大家都愿意走他这条路子,想穷毕生的精力,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只是觉得古代文学批评史这个学科太冷僻,要研究一些现实性强一些的题目,这是他们的时代感,也是他们与老专家不同之处。

于是,在制订研究计划时,他们纷纷根据现实的需要,结合自己的兴趣,订出研究方向。有人以鲁迅研究为为核心,旁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人以《红楼梦》为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有人从当时正走红的《红旗谱》、《创业史》入手,研究当代小说;田子英则选中了莎士比亚和关汉卿为重点,准备研究中外戏剧史。她欣赏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丰富性,也喜欢关汉卿那蒸不烂、煮不熟、槌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性格。

计划订得很好,近期与远景相结合,既有努力方向,也切实可行。但申报上去不久,就被否定掉了。原因是这些研究计划与办所方针不相适应。

这些天真的的大学毕业生,都没有留意到,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斗士姚文元,在横扫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同时,早已对北京的文学研究所提出了抨击,指责他们是关在高墙深院里研究学问,严重地脱离现实斗争。此时的姚文元,虽然只是滨海滩上一个青年评论家,还算不得什么大人物,但他的政治敏感性,把握大方向的能力,已使他的言论很引起人们的注意。滨海市将文学研究所附在作家协会之下,由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而不设在大学或地方社会科学院里,就是要打破那种自以为清高的学术氛围,而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来培养和使用。请郭教授来做研究所所长,只是借重他的学术声望来做一块招牌,显示这个机构的学术档次,其实并不想按郭教授的研究路子走。而事实上,郭教授也只是挂个所长的空名,从来不来上班,也不问事。郭教授是位好好先生,又是刚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何况,挂个空名,对他实际上并无损害,只要让他本人能有时间来研究学问,也就心满意足了。

研究所实际掌权的是两位副所长:陈逸群和罗大宾。他们原来都是地下党员,长期从事文艺编辑和文艺批评工作,现在则是滨海市作家协会的领导。陈逸群是滨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滨海文学》副主编,实际上掌控着这个协会和刊物,是本市的文学理论权威;会长和主编是著名老作家李沛棠,他是党外人士,统战对象,只是挂个名而已。罗大宾则是作协的秘书长,负责送往迎来和其他日常事务,但偶尔也还写几篇评论文章,算是不忘本行。他们的党性很强,习惯于忠实执行党的指示;而且从职业需要出发,当然也知道掌握文艺动态是评论工作的基点,否则,文艺批评就是无的放矢,党的思想工作也就无从做起。这样,他们很自然地就接受了市委的要求,把作协文学研究所办成一个为市委宣传部搜集文艺动态的工作班子。

于是,在修订进修计划之前,就需要进行一番政治思想教育:我们到底是要做一个脱离阶级斗争实际的学术院士,还是要做一个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战士?

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党要求我们做一个革命战士!

这时,几个大学生方才明白过来,滨海市委要在作家协会建立文学研究所,并不是想创办一个学术机构,而是要组织一支文艺哨兵,为市委搜集文艺界的动态。为了做好这份工作,文研所后来又陆续进来一些大学毕业生。

他们也分为许多组:小说组、戏剧组、诗歌组、散文组、理论组,还有古典文学组,只不过不是研究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本身,而是分门别类地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定期写成汇报材料,以便宣传部领导及时掌握文艺界阶级斗争的动态,进行批评斗争。

文艺哨兵的工作,开始颇觉无趣,但做上手之后,也尝到了甜头。因为掌握了文艺动态,就有了写文章的材料,了解宣传部的意图,也就掌握了批评方向。而且,这种时评文章,也比研究性的学术论文好写。学术研究要有相当的资料积累,要提出独到的见解,一两年内难得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而应时的评论文章,几天工夫就可赶写出来。再则,青年人若自发写评论文章,报刊未必肯登载,文研所的人写出文章,由副所长陈逸群介绍出去,编辑们就很重视。后来写得多了,滨海市的报刊编辑都知道他们的工作背景,也就用不到陈逸群的介绍而直接与之联系了。

所以,自从明确工作方向之后,文研所的小青年们,就常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一个个都很快地成长为文学批评家。只不过当时要抑制个人主义,正在批判成名成家思想,青年人不好称家,也没有“青年学者”的头衔,只是叫做“青年评论工作者”。

田子英能说会道,言辞锐利,很出风头,但是她知道,在作家协会工作,主要不能靠嘴吧吃饭,而要靠笔头过硬。她在班级同学中,文笔算是好的,但到了笔杆子成堆的作家协会,就算不得什么了。而且,特定时代的评论文章自有它的写作要求,还需一个适应过程。不过她有股子韧劲,肯钻研。所以,白天她和大家一起翻阅报刊,整理材料,晚上别人回家了,她就关在宿舍里写文章,写好了请领导上提意见,修改再修改,慢慢的,文章就写得好起来了,发表的机会也就多起来。

文章发表得多了,积极性也就高起来。

以前,他们只是根据宣传部的意向来写文章,批评谁表扬谁,连批评和表扬的调子,都是上面定好了的,他们只是根据上面定好的调子执笔为文而已。后来写得高兴起来,就自动去寻找批评对象了。有一回,田子英偶然看到一本长篇小说《桥》,作者是一个边远省份的地方作家,在全国并没有太大的名气,作品内容是写一个家庭的情感关系,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子英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却看出了问题:从题材上看,它回避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专写家务事儿女情;从思想上看,则宣扬了人性论,因此认为应该予以批判。几个同事看后,也都同意她的意见,于是一起合作写了一篇批判文章,把这个边远地区的作家推上了祭台,从此他的日子就很不好过。

这就是她们学习姚文元,要做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战绩。在当时,她们以能够自觉发现问题,主动出击,很感骄傲。多年之后,才知道此举害人不浅,追悔莫及。

不过,田子英在做战士时,始终有块心病未能消除——这就是她的入党问题。

在滨海作协文研所的几个青年人中,田子英的业务能力是比较强的,但因为不是党员,因而她始终只是外围人物。那时候讲究党内外有别,有些事情只能党内知道,对党外人士要保密;即使要通报全民之事,也是先党内后党外,分层传达。这样,作为一个党外群众,对现实的敏感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无论从革命热情看,或者是工作需要看,田子英都想尽快解决入党问题。(下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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