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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锦瑟华年(二)

来源: 作者:吴中杰 时间:2019-07-03 11:25:24 点击:

二、十字路口的抉择

谋杀案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社会都并不少见。田子英案件之所以在国内外引起那么多人的的关注,因为她是个文化名人,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田子英的出名,与当年的“文艺批判”有关:前半生,是她参与批判别人;后半生,则是受到别人的批判。虽然这些批判大都是文艺、学术领域之事,但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所有的文艺、学术都与政治联系得十分紧密,没有单纯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一切批判都有相当的政治背景,因而一旦介入其中,也就卷入了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则牵动千家万户,必然受到众人瞩目。

田子英开始批判别人,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那时,她还是刚进大学不久的懵懂青年,不通世事。

田子英从中学开始,就喜欢文艺,读了很多作品,立志要做一个作家。那时候提倡学习苏联,她读得最多的,也是苏联那些宣扬爱国主义、宣传忠于革命事业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的儿子——奥列格》、《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等等。她扭着秧歌、打着腰鼓,配合大小政治运动,上街进行文艺宣传;同时又是学生剧团的骨干,演出很多宣传阶级苦、血泪仇的解放区戏剧:《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这些文艺作品,培育了她的阶级斗争意识,坚定了她要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决心。

但是,1956年考进滨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之后,她的眼界扩大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滨海师大的校园很大,差不多要抵得过她家乡的半个城区。而且非常漂亮,教学楼和宿舍楼都掩映在花木丛中,到处都有草坪,葱绿可爱,还有一条小河贯穿其间,常有同学划着小船在河里游荡,似在画图中。这是她在荒凉的皖北故乡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不禁使她想起了以前读过的徐志摩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虽然老师曾经说过,徐志摩是资产阶级作家,他所写的是资产阶级文人的生活情调,应该批判,但是这种生活情调,还是深深地吸引着她。现在置身于如此美丽的校园中,当年被压抑的情思,一下子就复活过来了,不觉心情荡漾。

可见校园太美丽了,就容易产生小资情调,实在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无怪乎在“文化革命”中,工宣队进校后,就将校园里的许多高价草坪都铲除掉,种上了小麦和油菜。其作用,远不止于为了区区一点粮食和油料,而是关系到培育学生革命思想的大事;有一所靠近农村的大学,索性开放校门,任由牧童进来放牛,那真是与农民打成一片,被学子们戏称为“牛津大学”。

而更使子英兴奋的是,图书馆中藏书之丰富。单是阅览室里就有许多开架图书,可以随意取阅,书库里还有更多的书可供借出。子英喜欢阅读文艺作品,这里的作品,古今中外都有,从荷马史诗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儒林外史》,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也有许多苏联文学,但流行的已不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普通一兵》,而是《母亲》、《毁灭》、《静静的顿河》……这些书,在子英眼前展现出另一种人文世界,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出她原有的阅读经验。

系里还有许多名教授,以前只是在书报上看到过他们的名字,现在不但在迎新会上见到真容,而且这些名师还将陆续为他们上课。这不禁使子英对未来充满憧憬。在已经接触过的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系主任许凡老先生和教现代文学作品选的金虚谷老师。许老先生宽厚仁慈,和蔼可亲,一付老爷爷的样子,使人有亲近感;金老师风度潇洒,讲课极具魅力,他细致的文本分析,能带你深入堂奥,领略作品的内在思想和艺术风采。

中学里那些事,早已成为昨日黄花。现在一切都将从头开始!

就在子英入学那一年,毛泽东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共青团领导号召青年学子“向科学进军”,并提倡要“独立思考”。学校里师生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了,学术研究的空气也相当浓厚。她在老师、同学的启迪下,奋发学习。她看到文艺的天地非常广阔,远不止她在中学里所接触到的那些东西。于是,她天天钻图书馆,抢座位,找书籍,跟着同学大量阅读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和俄国作品,什么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斯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懈娜》、《战争与和平》等等,一本一本地狼吞虎咽。书中所表现的人道、人性、平等、博爱等观念逐渐浸润了她的意识、而阶级斗争意识则在不知不觉间淡远了。这大概就是许多文学名著被指斥为“封、资、修”,而且在“文化革命”中被封闭或销毁的原因。

正是在这种如醉如痴的阅读中,田子英迎来了1957年的早春季节。

因为沉醉在上个世纪的书本里,田子英当时对于现实政治并不敏感。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鸣放的,也没有去关心报纸上鸣放的内容。当她从图书馆里伸出头来关注现实的时候,无论在社会上或是在校园里,已经鸣放得相当热闹了。

她开始看报纸,看大字报。

报纸和大字报上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但是这些事对于她说来,都很陌生。比如,有些大字报上提出了胡风问题,认为胡风因文艺见解不同而被打成反革命,缺乏法理依据。但她从来没有读过胡风的书,反胡风运动时,她还是一个中学生,忙着温课迎接高考,连胡风是谁也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有什么文艺主张,为什么会被打成反革命?有些大字报上提出思想改造运动对于知识分子的伤害太大,她也不知道思想改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知识分子在这运动中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这些事她都无从插嘴。

但“鸣放”是党的号召。一向积极响应号召的田子英,觉得自己在政治运动中不能落后,应该积极投入,总要鸣放点什么才算对得起党。

这时,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中文系系主任和校党委书记发生了争执。党委公布出鸣放座谈会纪要,记录了许主任的反党言论,说他攻击共产党实行专制主义。许主任说,党委所公布的座谈会记要歪曲了他的意见,他只是说党的决策民主化不够,并没有说共产党实行专制主义,他可以以人格担保,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党委书记却说,他以党性担保,党委记录的是原话,没有歪曲,而且,说党的决策不民主,不就是指责共产党实行专制主义吗?

系主任许凡老先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早期以乡土文学写作闻名,有几本小说集行世,有相当的影响,后来做了大学教授,写过很多革命的评论文章,近年还出了一本研究鲁迅小说的著作,非常风行。他是有名的进步教授,一路奋斗过来,现在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很得全系师生的爱戴。田子英不相信这位忠厚长者会说谎。但党委书记是党的化身,具有崇高的威望,田子英也觉得他不可能会无中生有。党性与人格,到底是哪一个更可靠些?于是,她与几位同学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一个自以为是最公平合理,而且又简单易行的方案:请两位当事人到学校大礼堂或大草坪上进行公开辩论。这样,谁是谁非不就马上可见分晓了吗?

田子英自以为这种公平合理的办法,应该受到欢迎。却不料马上受到班级党支部书记的严厉批评:

“你以为这是英国的海德堡公园?要党委书记与资产阶级教授公开辩论,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支部书记找她谈话,说她入学以后,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作品读得太多,满脑子都是自由主义观点,动不动就讲自由、平等、博爱。要知道,真理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只有阶级的爱,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博爱,无产阶级决不会和资产阶级讲平等,我们就是要用政治斗争来压倒他。你应该赶快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认清形势,站稳立场,参加斗争!

田子英平时很有主见,而且巧言善辩,一般人不是她的对手。支部书记是同班同学,本来是平辈,文化水平并不在自己之上,但现在他代表党组织与她谈话,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她即使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不敢反诘,只好闷头听着,还得认真思考他的话外之音。

原来此时形势已经突变,由鼓励鸣放转入反右斗争。党委书记出面叫板系主任,就是滨海师大反右运动开始的信号。

这位许老教授,不但是滨海师大中文系的系主任,而且是滨海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和中国民主同盟滨海市副主委,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滨海师大党委书记从他头上开刀,大概是擒贼先擒王的意思吧。他们不容许主任辩解,就按座谈会纪要的内容,高调批判起来,而且愈扯愈多,说他是个反共老手,不是什么进步教授。于是,不管你怎样申辩,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就扣在许主任的头上,接着,一切职务都被撤除。系主任当然是做不成了,教授的级别也连降了数级,而且马上要他从小洋楼中搬出,一大家人挤到两间破屋中去。

果然,拿下许老教授之后,师大的反右斗争势如破竹,成果辉煌。许多头面人物,许多知名教授,纷纷落网。但是,滨海师大也因此而元气大伤,从此就走了下坡路。而党委书记魏尚则因立场坚定,斗争积极,反右有功,很快就升了官,成为滨海市教育卫生部部长,主管全市的教育卫生工作,同时仍兼任师大党委书记。

人们在私下里常常指责道,魏尚身为大学党委书记,肩负着一所名校的领导工作,怎么一点都不懂得教育规律,不知道名校是要靠名师来支撑的,只有聚集起许多优秀教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来。而衡量一所学校的成就大小,就看你培养出多少人才。现在你把有特色、有专长、有威望的名师都打入另册,发配改造,还靠什么人来培育人才呢?

但是,魏尚本人却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教授治校”本身就是一种反动言论,他所遵循的是另一种教育理念: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认为这些教授都是资产阶级专家,他们传授的是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他们做的工作是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所以必须斗争,不斗争不行。对他们的批判斗争,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文化思想能够占领阵地,以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所以,每次政治运动来时,他都雷厉风行地积极贯彻上级指示,毫不妥协。而对那些执行不力的干部,也给予严厉的打击!

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章秀,就与他的意见很不一致。章秀本身就是个知识分子,早年从事学生运动,也有很深的党内资历。她从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需要出发,对反右斗争本身就很有看法。她不赞成把那么多专家都打下去,弄得教师队伍空虚;她更不愿意在青年学生中打右派,说这些都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人才,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他们,不能毁掉呀!于是,她就成为运动的绊脚石。在党委书记的授意下,学生积极分子出来贴她的大字报,说她丧失了革命朝气,与右派分子斗争不力,还是回家抱孙子去罢!于是很快就被撤掉领导职务,调到外单位一个研究机构去做坐冷板凳了。这还是很客气的处理方式,要不是她丈夫在市里担负相当的领导职务,有一定的背景,恐怕连她本身也会被打成右派分子。

然而学校的文化素质下降,学生的斗争观念澎涨的结果,到得文化革命期间,师大的学生斗起魏尚来,更是变本加厉,拳打脚踢、鞭抽棒伤、坐喷气式飞机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为这时,他已经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属于“资”字号打倒对象了。他被斗得承受不了,只有跳楼自杀,——也有说是被推下去的谋杀,混乱中无从查考,也无人敢于查考,只好不了了之,还落得一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结论。

于是有人说,这是因果报应。当然,在大学里,未必有多少人真会相信报应之说,但因果关系却是分明地存在着。因为长期以来持续不断地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批判民主与法制,偏面强调斗争、专政的结果,就培育出一批毫无人性的残酷打手,以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名义,充分发挥出人性恶的一面。

他们培育这种打手,原初是用来对付别人——即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却不料在斗红了眼之后,最后的打击却落到了自己头上,因为他们自己也被变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真是可悲的结局!

阶级的划分,原是以资产多少而定,但将许多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时,却显然与资产的多少无关,而是以思想倾向来划线。这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知肩负改造使命的有文化知识的党委书记们有无觉察,至少并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而且大都是执行得很卖力。而到得这种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确立之后,他们自己也就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泥坑,无法申辩。

不过风水还是轮流转。

“文化革命”结束之后,魏尚作为被迫害致死者,开了盛大的追悼会,悼词中称赞他是教育战线上的好领导。至于反右运动中的整人问题,则无人提起,因为不在清算之列。只有章秀还记得那时的事,说“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原谅他。当初将那么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毁了师大!”但章秀的声音,只有去探访她的几个人听到,而不久她就寂寞地死去,并没有人来为她来正名,因为她没有戴右派分子的帽子,也就不在改正之列;师大中文系也没有为她开追悼会,因为她早已不是师大的人了。至于他们之间的教育理念之辩,更没有人去关心。人们并不想完全改变那种教育理念,只是不想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罢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就当时的形势看,田子英这张大字报就相当敏感,足可以将她打成右派分子。只因为滨海师大当年打的右派已经太多,单是她们一年级一个小班,就打出了三个右派:一个是对南斯拉夫铁托总统的讲话表示赞赏;一个不知从哪里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加以传播;还有一个在给女朋友的信中表露出对于现实政策的不满,被揭发了出来。当时一切工作都订有指标,打右派也有一定的比例。年级党支部书记是个调干生,入学前已有相当的工作经验,人也还比较沉稳,不是那种急切邀功的人,他们班打了三个右派,比例数字已够,他也不愿多伤害人,而且,这张大字报有好几个人签名,罪不责众,于是对田子英就采取“拉一把”政策,要她站出来参加批判,以表明自己立场的转变。

田子英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再不敢随便说话。马上接过翎子,在班级批判会上站起来发言,批判自己的同学。这种发言,多少还有些勉强的成分,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却起了站队的作用,表明她已经站到反右的革命队伍中来了。

其实,促使她真正积极起来的,是家中的变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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