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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锦瑟华年(一)

来源: 作者:吴中杰 时间:2019-06-26 18:34:15 点击:

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李商隐

一、大学宿舍里的谋杀案

1996年8月25日。立秋已过,而暑气犹盛。虽然时近黄昏,却仍酷热难当。

田子泉、孙慧夫妇趱行在滨海市南京路上,手里拎着采购来的大包小包衣物,汗流浃背,但心里却感到分外的爽快。因为他们的独生女儿田小慧在滨海商业学校毕业了,分配在市区一家商店工作,下个月就可报到,怎不使他们高兴呢!

年轻的朋友也许觉得,做个商业服务员,只不过是个低档职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但那时户口限制极严,而且人们的眼界也没有现在这么高。作为一对乡下夫妇,女儿能够在大城市落户并有正式工作,还是非常欣喜的。

在中国,除了北京,滨海就是最难进户口的城市。田小慧之所以能落籍滨海,还是托母亲孙慧之赐。

孙慧原是滨海市中学生,在1968年上山下乡热潮中,被分配到安徽省阜阳地区插队落户。她在那边无亲无故,一个弱女子,劳动力不强,农活又不熟,生活很是艰难。好在人长得清秀,性格又很温和,很讨人喜欢,也就容易受到人们的照顾。后来她与本地知识青年田子泉恋爱、结婚,并且生了女儿。不久,他们都做了小学教员,生活总算还过得去。“文化革命”结束之后,云南插队知识青年上京请愿,要求返城,时值思想解放运动初起,各方面都在破除旧规,谋求改革,因缘际会,因而获得成功,出现了全国知青返城大热潮。孙慧也随着这股潮流回到滨海,分配在街道工厂做工。她们夫妻般配,而且恩爱,不属于那种在无奈情况下勉强凑合的错搭鸳鸯,所以即使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动,彼此也不愿分开。既然妻子有机会返城,当然也就将丈夫带了过来。但子泉并不习惯于大城市的生活。他做的是重体力劳动,一时不能适应,而且工作地点离家很远,每天上下班要挤很长时间的公交车,挤得精疲力尽。这本是滨海市上班族的常见现象,但初来乍到的子泉却很不适应,觉得比在乡下工作还要辛苦。孙慧的街道工厂虽然离家较近,但从教师工作改行做粗工,也有点不情愿。

这也并非子泉、孙慧夫妇特殊的困难,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大城市的知识青年,那时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动员、安置到乡下去做农民,他们长期不能适应农村生活,而且遇到许多实际困难,所以日日盼望回城;现在改革开放,政策调整,他们真个回到城里来了,却又发现城里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单是家庭住房,就十分困难。滨海市本来就住房紧张,普通人家大都像“七十二家房客”一样,是多户合住一套,挤而又挤,就是这么一点面积,也早已被留在城里的兄弟姐妹所分占,没有自己插足之地。就工作能力而言,因为长期在农村劳动,城市的工作并无一技之长。所以这些人只好从底层开始奋斗,生活过得分外艰辛。

子泉、孙慧夫妇经过反复商量,觉得在大城市生活过得如此艰辛,还不如回到乡下去做教师。好在乡里人对他们很照顾,说是教学岗位可以保留一年,城里生活如果不习惯,欢迎回来工作。于是,他们就在一年将满之际,回到了阜阳乡下,只把女儿留在滨海,希望她能在这里学习生活知识和工作技能,将来做个技术人员,自立谋生。好在滨海市有一条政策,凡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如果本人因婚姻关系或其他原因,不能回城者,可安排一名子女顶替申报城市户口。这样孙慧就顺理成章地将女儿田小慧留在了滨海。

但小慧年纪尚小,自己还不能独立生活,需要托人照管。就像外国的未成年人需要有个监护人一样。

那么,托付给谁呢?

孙慧有个哥哥孙斌,当初因为妹妹下乡,按政策他才可以留在城里工作,现在已经是一个区干部了。孙慧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自己的哥哥。孙斌还算有兄妹之情,本也愿意接受外甥女来住宿,但太太没有当初那种历史渊源,总觉得弄个外人住在家里很不方便,就提出反对意见。滨海市开埠早,西风东渐,妇女的家庭地位较高,有相当的发言权,孙斌迁就太太,拒绝了妹妹的要求。这样,只好由子泉出面去求他二姐子英。

田子英是滨海大学教授,知名作家,在大学宿舍区分配有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她已离婚多年,并未再婚,女儿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读研究生,后来就留在美国工作,现在她就一个人独居。子泉想,女儿住在二姐家,正可慰其寂寞,所以就开口提出要求。

不过,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与工人、农民和市民都有些不同。脑力劳动需要的是安静,而不是热闹,所以他们不怕寂寞,倒是厌恶喧嚣。特别是作为一个教授兼作家,子英既要备课,又要写作,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要参加,一天到晚忙不过来,吃饭没有个准时,有时写得顺手了,收不住笔,就拿饼干充饥,也是常有的事。当年女儿在身边时,就常常照顾不到,还要请托他人,现在弄个外甥女住在家里,又是娇生惯养长大的,不但不会帮忙做家务事,还要为她安排饮食,并且负管教之责,当然是个负担。只是他们姐弟情深,既然弟弟有困难,而侄女返城又是件大事,她也不好拒绝,只能接受了。

最近子泉夫妇来到滨海,是为了女儿的工作分配问题。当时毕业生的工作还是由组织上统一分配,但一般总有几个单位可供选择,大人在身边,也可以帮忙出出主意。二姐子英则回乡看望母亲去了,就把家交给弟弟。现在暑假快要结束,子英昨晚乘夜车回来,今天在家睡觉,子泉夫妇就上街采购,准备明天回乡。

反正今天二姐在家,回来有现成饭吃。子泉夫妇一直逛到华灯初上,这才拎着采购来的七七八八东西,回到大学宿舍。

他们本以为二姐会烧好晚饭在等着他们,却不料屋里漆黑,悄无人声。子泉不断按门铃,也没有动静。莫非二姐到朋友家串门去了?那么女儿呢?她从来不跟着姑姑去串门的,何况明知父母今日出门前将钥匙交还二姑了,这时应该会在家中守候着。

他们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子泉终于想起,在同一宿舍区,二姐有个好朋友高大姐,她们很谈得来,常相顾往。会不会今天又跑到高家去聊天了,聊得高兴起来,忘了时间呢?而且他知道,二姐有一把家门钥匙放在高大姐家,出国探亲或到外地开会时,家里就请她照管,有时出门忘记带钥匙,那把钥匙还可备用。于是他就跑到高大姐家去问。高大姐说,她不知道子英已经回来了,还没有见过面呢。因为认得子英这个弟弟,就把那个备用钥匙交给他。

子泉拿到备用钥匙,打开家门,开灯一看,却被一副惨像惊呆了!

二姐躺在客厅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张沙发上拉下来的竹簾子,揭开簾子,只见颈部血肉糢糊,身边是一大摊血泊,已经发黑,一副假牙也脱落在血泊中。再走进去,女儿躺在卧室地板里,也是同样一副惨相。

她们同时惨遭杀害了!而且都已死去多时,无法抢救。

子泉夫妇兴冲冲购物回家,看到的竟是这样一副悲惨景像,真是痛彻心脾,几乎要昏厥过去。

但他们都是知识人,知道此时不是抚屍痛哭的时候,而要保护好现场,并且马上打电话报警。所以他们打好报警电话后,只得退出门来,并向高大姐报讯。对门邻居听到哭声,赶快开门请他们到客厅坐下。

宿舍里的人闻讯纷纷赶来。但他们都自觉地停留在门口,自动形成一条警界线,保护好现场,等待刑警的到达。

刑侦队的动作很快。没有多久,他们就带着全套刑侦工具赶到,并开始严格地侦查。

但是,社会上的流言,却比刑侦队的动作还要快。

田子英是个名人,她的一举一动本来就惹人注意。现在这样惨死,当然更引起公众的关注。宿舍里的人一堆堆聚集在一起议论。有人说,这是仇家谋杀,并讲得有鼻子有眼,说是早几天就有人来踩点,埋伏在附近观察,等她从外地一回来就动手,否则为什么时间拿捏得那么准,她刚从乡下回来就遭到劫难?也有人说,杀手是两人协同作案,否则一个人不可能在热闹的宿舍区同时杀掉两个人!他们还把凶手如何进入现场和逃离现场的情况,说得绘声绘色,好象是亲眼所见。

市府领导则怕影响城市形象,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封锁消息。本市所有报纸、电台,都绝口不提此事。

但是信息愈不公开,愈会引起种种猜疑。闭关锁国时代的老办法,显然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了!

当时虽然还没有微信,伊妹儿也刚刚传入,因为上网费很贵,用的人不多,但家用电话却已相当普及,海外关系也不再成为禁忌。既然要对外开放,就免不了内外交流。大学区海外关系多,这消息当晚就传到了国外,而且迅速发酵。与田子英熟悉和不熟悉的海外华人和外国文化人,都很关心此事,不断打电话向国内朋友询问,而且议论纷纷。许多海外报纸和电视台都对此事进行报导,各以自己的理解加以分析。有一位从本市出去的异见作家,十分肯定地说:田子英被害,是政治谋杀。他的理由是:如果是刑事案件,则各国都有,用不着这样遮遮掩掩,田子英并非等闲之辈,她的遇害应该有所报导;现在滨海市对此案封锁消息,媒体上只字不露,可见一定是政治谋杀!

虽然这仅仅是一种推论,并无事实依据。但这种推论却也言之成理,无法反驳,所以很快就流传开来。

这使得当局颇为尴尬,只好放松舆论限制,允许报刊、电视台报导此事,算是对这种谣言的反击。而且加大警力投入,限期破案。只有将案子破了,才是最好的辟谣。

中国官场惯例,凡是对某个案件特别重视,必由某位高官出面作出批示,说要限在几天之内破案。但这其实是不科学的。重要官员批示,只能说明你主观上重视此案;投入相当的警力,亦只是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至于能否破案,何时破案,则还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所以古今中外未破的悬案不在少数。上面要求得太急,期限定得太严,或者刑警立功之心太切,一旦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时倒反而会造成冤假错案。有些人被错判错杀多年之后,却因别的案件而牵出了真凶,就与此种情况有关。

田子英案件,虽然领导上非常重视,警方投入了很大力量,群众也很配合,但凶手是谁,却实在难以断定。好在滨海市刑侦队虽然承受着巨大压力,但还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格按照刑侦规则办事。他们动用大量的人力,利用现代化的侦查工具,坚持在逻辑推理的层面上艰难地前进。

基本线索很快就排出来了:

凶器是田子英家厨房里所用的菜刀。这可以推导出两点结论:一、能用这种并不锋利的切菜刀杀人的,必是年轻力壮者,而且多半是男人,小孩子、老年人和一般妇女则没有这么大的手劲,而且从脚印看,凶手也是个男子;二、凶手大概是临时动杀机,并非早有预谋,否则他会随身带来更锋利的凶器。

凶手留下了不少脚印和清晰的指纹,但从全市罪犯档案中找不到相吻合的样本,可见不是惯犯。如果是惯犯,就不会留下这么多痕迹,而且罪犯档案中总会有案底的。

门窗并无破坏的痕迹,凶手显然是从正门进入。既然死者流出的血已发黑,表明死了已有几个钟头了,凶案当发生在下午。田家在二楼,白天不可能翻窗而入。可见凶手与主人相识。

田子英身体周边散落着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和点心,显然她刚从市场购物归来。从超市购物清单上打印的时间上看,她是下午3点40分结的账,加上走路的时间,回到家里应是4点钟左右。显然是一进家门,就遇到凶手狙击,所以手上拎的东西散落一地。

茶几上放着两只瓷杯。一只杯身印着花纹,泡有花茶,大概是田小慧自用杯;另一只是简陋的白杯,里面是白开水,杯盖上还积有灰尘,并未洗干净,大概是给凶手倒的。可见这个客人不受待见。他是一个既与主人熟悉而又不受欢迎的来访者。

翻动的地方不多。请田子泉核查了一下,凶手从抽屉里拿走了田子英两张银行小额存单、身份证和田小慧的几件廉价饰物:镀金的项链、银质的手链、景泰兰的手镯和上海牌手表,还有一只收放两用的“随身听”。这些东西都值不了几个钱,凶手似乎并非专为窃财而来,但是却很贪婪,匆忙之间,拿到什么是什么,只是顺手牵羊而已。……

这几条物证,虽然已确定了凶手的大体特征,但茫茫人海,要找出这个人来,却谈何容易?

刑侦队想从田子英的仇家中去找,打听她在前后两个工作单位中的种种人事关系。知情人告诉他们,田子英在滨海作家协会工作时,曾介入种种矛盾,对立面当然很多,但这些人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他们整人的方法是在政治运动中给对方设置陷阱,诱人落坑,予以打击,甚至置人于死地,而自己又显得政治正确,得到上峰赏识,一举而两。前几年,他们就借着清除精神污染之名,公开批判过田子英。但要说他们会买凶杀人,则不可能,这对他们不利,也不符合他们的行事规律。警方觉得言之有理,也就没有从这条线追查下去。

刑侦队又想从情杀这条路上追寻,这就要排查田小慧的朋友。但小慧刚从安徽农村来到滨海不久,朋友很少。只有商业学校的同班同学比较熟悉,但因学校离家太远,而且她知道姑母写作需要安静,从来不带同学到家里来。有一次,她与一个男同学通电话,那同学在电话里油腔滑调一番,被田子英听见,勒令她马上挂机,并且要告诉她父母,说再这样就不让她住在这里了,吓得小慧再也不敢与男同学接近。这条线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来。

于是刑侦队动用最原始、最兴师动众的办法,要附近几个宿舍区在16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男青年都来按手指印,逐个排查。好在一向搞惯了群众办案,居委会很是配合。但此时,公民意识开始觉醒,被叫去按手印的居民很有意见,觉得这种做法,简直是把大家都当作嫌疑犯了,很不合理。只是他们说,看在田老师的份上,为了尽快破案,也只好配合照办。

但是,化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几天时间排查下来,仍是一无所获。

倒是一个小学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那天下午三四点钟,他在宿舍小路上滑旱冰,看见一个穿红衬衫的人,中等身材,头上有点脱顶、脸上有络腮胡子,贼脱兮兮地走进田家门洞;过了不久,又慌慌张张地从那个门洞走出来。

小学生所提供的人物特征,与刑侦队从其他形迹中推导出的嫌疑人形象非常吻合。应该就是凶手了。但是,这个凶手在哪里呢?却毫无踪迹可寻。

案件陷入了僵局。(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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