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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路不明的年货

来源: 作者:蔡成 时间:2020-07-29 14:42:58 点击:

腊月二十四,小年。快正午了,父亲还没回。二姐去村口,站高坡上往远处看。去了三次,都没见着父亲的影子。

桔伯伯来还秤,问:“蔡根深还没回呀?”

母亲面露焦虑,叹口气,摇头。

秤是桔伯伯早上借去的。当时他随口说了句,“蔡根深不在家啊。”

母亲说,上街买年货去了。我们村的人,去县城,谓之“上街”。

母亲没说真话。我知道父亲干什么去了。后半夜,我被尿憋醒,听得父亲起床,听到独轮车的响动渐渐远去。之前,父亲有好几次也是深更半夜起来,摸黑推着独轮车离家。

那时的我,四五岁吧,但有啥秘密休想瞒得住我。夜间,我多半会起床撒尿,偶或能听到父母细声商量这事那事。

不能再等了。吃罢中饭,大姐开始往大铁锅里装水,灶塘里塞柴,点火,烧。

早就讲好,小年这天杀年猪。全家都等不及了。大哥卸下一扇门板,搁两条高凳上。猪被杀后,会躺在这扇门上,开膛破肚,接受肢解命运。三姐只比我大两岁,也被安排了活。她备好一个大木盆,撒点盐,放些凉水。等会盛放和稀释猪血要用。

我最小,无所事事,跑上跑下,心里已乐开花。猪栏里那头猪,黑白相间的花猪,我已冲去看过无数次。它连早饭都没吃,饿得慌,在空荡荡猪食盆里乱拱。这家伙嘴里正哼哼唧唧,想必是怒火万丈,骂翻了天。它哪晓得,是母亲特意不给它吃。就要去见阎罗王了,还吃什么吃,浪费粮食。

叔外公终于来了。他住邻村,是杀猪匠。手上拎着竹编提篮,里面装着屠宰工具。

姐姐去喊了左邻田叔来帮忙。田叔和叔外公闯进猪栏,一边一个人,用手扯住猪耳朵,往外拽。猪暴跳如雷,嚎叫着,不肯就范……

接下来就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家里却闯进三个客人。

穿中山装的,姓刘。他在我们家吃过“公派饭”。他是公社下派到生产队的驻队干部,他的吃喝,由生产队安排给各家各户,轮着来。还有一个,一身灰衣裳,不久前征新兵入伍,来生产队鼓动适龄小伙子积极报名,大人都喊他陈部长。他是公社武装部的部长。

余下一个最威风。白衣白裤白大盖帽。他往我们家门口一站,所有人惊得连喘的粗气都压缩,拉长,变成几段细长细长的热气吐出来。他是一名“公安”。

来公安人员了!不用谁粗嗓门吆喝。眨眼功夫,我们的家门前聚集好些社员。都不敢出声,站得好远,盯着公安看。

公安的腰间,那天是不是别着一把驳壳枪?我忘记了。就算没枪,当时的我也怕得要命,怕得差点忘了呼吸。哥哥姐姐也好不到哪去,个个一动不动。

刘干部对我母亲说了点什么。母亲单薄的身子晃了几晃,后退两步,靠着墙壁。依旧没能站稳,顺着墙壁往下滑,最后一屁股坐地上。我和小姐姐惊得大哭,跑过去,趴母亲身边,抱住她的胳膊,拼命摇,不顾一切哭喊,“妈妈,妈妈。”

母亲没昏迷。她没哭,居然还冲着我笑了一下,很短的笑。她伸手抹一把我的脸,说,不哭。

婶婶赶过来,和我的大姐二姐扶起母亲。公安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翻开,目无表情对母亲说:“……三天内,缴清33元罚款,蔡根深同志就可以回家了。”

33元!说得轻松,那是天大的巨款。我家要有这么一笔钱,我母亲铁定会急得不晓得藏哪才能睡个囫囵觉。

父亲犯了“投机倒把罪”。

他去宁乡煤炭坝的煤矿装满两箩筐煤,用独轮车运到长沙卖掉。然后在长沙走街串巷,收购破铜烂铁,又用独轮车推着,去找乡下打铁铺,有个好价钱就赶紧卖掉。

父亲的算盘打得妙。冬天,湖南冷得叫,户户要烧煤取火。他的煤炭总能一进长沙城就卖光,而且价格喜人。腊月,家家要大扫除迎新春,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破烂一扫而光,父亲总能低价买到废品,甚至还能捡到人家白扔的值钱东西。

去回全靠走路。

多年后,父亲忆苦思甜,说长(沙)常(德)公路上设好几道检查关卡。他早把关卡设在哪记牢了。有时是他一个人,有时和同村万礼章一起,近关卡时赶紧绕道走乡间山路。“冤枉路”没少走,求的是“安全”。

这回,父亲终究被围追堵截的民兵逮住。独轮车和废铁当场没收,人被扭送去人民公社。

至今也不清楚33元罚款的数额是如何确立的。母亲始终端着笑容说好话,婶婶和左邻右舍也加入求情行列。三个“公家人”却不摇头也不点头。他们也做不了主,他们只能公事公办。公安指着已被捆上四条腿,赖地上嚷嚷不休的猪说,“就用它带作抵吧。”

母亲央求叔外公,“叔,麻烦您把它赶到公社大院去好吧。”

人和猪就要出发,母亲又急急唤住。她用盆装了些剩饭,倒好多米糠,再舀两瓢水,拌匀,放地上。“吃饱了,你再上路吧。”见猪狼吞虎咽吃得欢,母亲擦眼角,劝猪,“来世,你不要再变畜生了。”

我终于明白是什么好事发生,死命拽住猪尾巴,哭天哭地坚决不肯撒手:“我要吃肉,我要吃肉……”——这一幕,好多年,常常是哥姐们嬉笑我的主题。他们模仿我拽住猪尾巴不让走的姿势,模仿我撕心裂肺的哭喊。事实上,他们又能比我好到哪去。

哥姐个个眼泪汪汪。只是不敢嚎啕大哭。母亲有很多条条框框,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哭也有规矩,不能指天锤地没脸没皮。

整个村,那年头,顶多三户人家能把一头猪喂到年尾,杀掉,吃肉喝汤迎新春。我没给猪做过任何贡献。三个姐姐,为喂猪,苦和累没少挨。她们仨谁没烈日炎炎下去外寻猪草,谁没提着笨重馊水桶往猪食盆里倾倒过。

猪走了,人散了,家里安静下来。直到这时,母亲才扶着饭桌边沿,缓缓把自己放稳在椅子上,开始哭。没声音,只有眼泪沿着脸颊往下淌。猜不透母亲眼眶里究竟装了多少泪水,使劲擦,总擦不完。

公家人说话果然算数。父亲回家了,带着独轮车和几块废铁。生性开朗的父亲,竟然还笑眯眯的,夸抓他的人好,没将他直接往牢里塞,又赞人家百分百公正无私。猪过称后,说价值超过33元,就把没收的废铁独轮车抵钱还给父亲。

父亲在空中给我们画了个香喷喷的大饼:“今年过年没肉吃,明年过年一定杀个大年猪。”

明年遥遥无期,我们还是想哭累了休息一会再继续哭。

没想到,我们很快换上了欢笑。

隔了一天,上午,有人出现在我家地坪上。

他的肩上横着根竹棍,一头挂着两个用草绳绑着的猪脚;又有两条鱼,用草穿透嘴巴再挂竹棍上。另一头,居然吊个猪肘,也就是猪的大腿部分。想必不轻,没心没肺在竹棍顶端荡秋千。

陌生人张嘴就问:“这里是蔡根深家吗?”

猪脚、鱼和猪肘,是家在益阳衡龙桥的二姨妈送我们的。

我们那里,大年三十的餐桌上,有鱼有肉有鸡之外,猪脚是必不可少的。猪脚上桌后,我们称为“猪手”。父亲母亲一再强调,猪手在团圆夜,名字又改了,叫“抓钱手”。老家有句顺口溜,“过年要吃猪手,来年钱不离手。”正月初一呢,有一个蒸猪肘摆桌子正中央,先敬奉天地菩萨和祖宗神灵,然后一家人吃,同样必不可少。因为,油乎乎的猪肘,预示新的一年的富足。这两个,算所有年货中的重中之重,缺一不可。

二姨妈家离我们十多公里吧,才过一天,得知我们家出意外,已给我们备好鱼肉并送来了,动作真快。

那岁月没手机,也不通电话。然而,哪家有个风吹草动,靠口头传播,一传十,十传百,半响工夫,很快连月亮宫里的嫦娥怕是也已耳闻。

更没想到的是,紧接着出现一件怪事。

大清早,父亲起床开门。门前倒扣着着一个箩筐,箩筐上还细心地压着块石头。

掀开来,里面摆着一个猪头,一碗猪血,一副猪大肠,两块新布料。

谁送的呢?父母把亲友近邻盘算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方向。

父亲乐坏,哼着小调用柴火清除猪头上的细毛。他爱吃猪头肉。

母亲把布料铺开来,又方方正正折叠好。年终快到鼻子尖下了,这布料肯定不是送来给我们做新衣服的。那是用来作人情礼的。那时的春节,走亲访友,往往把布料当厚礼。因为当时除了钱,还得有限量供应的“布票”才能买到布。把布料说成珍贵物品不为过。

白天,母亲与邻里聊天,故意没话找话旁敲侧击。她想亲自“破案”。但始终没邻居坦白从宽。

后来,父亲劝阻母亲,要她别去找答案了。

父亲是对的。尽管不是杀人放火的大罪,可顶着投机倒把的帽子,父亲毕竟“戴罪”在身,左邻右舍哪敢公然表示同情和亲近。

过了好些年,母亲告诉我,猪头和布料是一位舅爷爷送的。这个和我们家没丝毫血缘关系,相互间却走得很勤的舅爷爷,是走村串巷的剃头师傅。他的腿有些跛。

夜深,他用麻袋装着猪头和布料,深一脚,浅一脚,从邻县的洪龙山村走到我们家。他不忍心敲门惊醒沉睡的我们。看到墙根下有个箩筐,就拿过去,把布料猪头倒扣在箩筐下。担心野狗来捣乱,抓块石头镇住箩筐。

舅爷爷说起自己当“夜行侠”的事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世界早已变了,他歉意地解释,那年他家没杀年猪。他给人家剃头,全家人剃头的钱都不收,讨要了他家的猪头。他记得我父亲喜欢吃猪头肉。

至于猪血和猪大肠,舅爷爷坚决否认那是他搁在箩筐下面的。谁放的呢?

突然记起,当时,家家户户喜欢在碗底刻个姓氏。如蔡王孟刘,甚至直接把姓名全刻上去。那个装猪血的碗,偏偏碗底一清二白,没字。搞不清是谁铁下心硬要制造一个无人破解的悬案。这桩悬案,恐怕只能永沉岁月深处。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凭空飞来的猪大肠,被母亲熏成腊肠。正月里,晒干的朝天椒炒腊肠,真香。我再没吃过比那一年的腊肠,更美味的人世珍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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