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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我身上流着他的血!”

来源: 作者:林雁 时间:2019-10-23 11:00:48 点击:

一架从香港起飞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班机刚在樟宜机场降落停定,事先获得通知,早已在机场等候的一辆救护车火速驶向舷梯旁。机舱门一打开,两位救护车人员抬着一副担架大步流星走进机舱。顷刻,一位病重的乘客躺在担架上被送上救护车。救护车一路鸣着刺耳的汽笛,风驰电掣般直奔附近的一家医院,躺在担架上的病人被安全地送进急诊室。经抢救,病人终于转危为安,赶到医院的病人家属才松了一口气。医生说,病人有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在机上兴奋过度,血压升高,现在已经控制住了,病人可以入住普通病房,叫他们去办理住院手续。他们来到住院部柜台,职员要他们预付住院按金7000元新币,把他们吓了一大跳。他们离开中国经香港买了机票飞新加坡时,全家多年的积蓄用得七七八八,只剩下1000元新币。怎么办?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一筹莫展。

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在这紧要关头,病人卡迪的老同学,老朋友,大约早两年回到新加坡的张宗友闻讯赶到医院,径直走到住院部柜台,从公文包里掏出支票簿,写了一张7000元的支票交给职员,让他们把病人推进普通病房。宗友跟着走进病房,和卡迪亲切握手,说:“老同学, 一别又是两年,你好!现在我给你的任务是,安心养病,早日康复!”卡迪举起右手敬个礼说:“是,服从命令!”停顿一下又说:“回到家,病就好了一半,哈哈!” 接着宗友走近卡迪的夫人拉丝米及她的子女们,同他(她)们一一握手,又从钱包里掏出3000元现金,递给拉丝米说:“拿去做安家费用。”拉丝米有点犹豫不决,张宗友说:“先找个地方住下来要紧!你们总不能睡街边吧!”拉丝米这才把钱收下说:“真不知如何感谢你才好!”宗友说:“不用谢,这是应该的,我身上流着他的血!”

卡迪1917年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印度族商人家庭,自小受英文教育。他1937年英文九号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年新加坡的最高学府——莱佛士学院英国文学系。无巧不成书,张宗友也在同一年考取莱佛士学院,并获该院奖学金,专攻经济学。张宗友天资聪敏,刻苦学习。他在读英文学校的同时坚持上华文夜校,华文根底很好。他英文九号毕业时,也读完华文夜校的中小学语文课程。他和卡迪本来互不相识,是当年的学生活动使他们走到一起了。

1937年7月7日中国河北发生的芦沟桥事变引爆了全面的抗日战争,新加坡和马来亚华族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支援中国抗战的热潮,各界抗敌后援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张宗友自小在家里受到有左倾思想的大姐张爱慧的影响,此时自然成为学生抗敌后援会的积极分子。一天他正在图书馆书架边埋头把一张张抗日传单塞进书里,卡迪突然出现在书架的另一端。宗友赶紧用右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叫他不要声张。当年英殖民当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实行绥靖政策,为了讨好日本,竭力打压抗日宣传活动,这些活动只好秘密进行。卡迪走上前,拿过一张传单看了看,随即伸出一个大拇指,点点头表示赞赏。宗友紧紧握着卡迪的手,表示感谢。卡迪还帮他望风,直到把传单派完。

当天已有不少学生拿着抗日传单在图书馆里阅读。图书馆长发现后十分紧张,从学生手中没收了这些传单,急急忙忙拿去报告红毛(当地华人把英国殖民者称为“红毛”)院长,想邀功请赏。孰料院长看后大怒,把图书馆长痛骂一顿:“天呀!你的图书馆什么时候变成了抗日宣传活动的俱乐部!马上给我追查那些散发传单的学生!快!”这可苦了图书馆长,全院几百名学生,大海捞针,怎么查?实在令他头痛。他苦思苦想,觉得应该从那些常来图书馆读书的学生查起。“哦!想起来了!应从印度族学生卡迪入手。”他自言自语:“卡迪几乎每天都来图书馆进修,他应该看到谁来图书馆散发传单。”馆长还自作聪明,以为日本打中国,关他印度屁事,他决不会去发抗日传单,找他比较可靠。于是,馆长把卡迪叫到办公室,请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皮笑肉不笑地问道:“你天天来图书馆读书,有没有看见谁偷偷在图书馆里散发传单?”

“什么传单?”卡迪装糊涂。

“就是反对日本打中国的那种传单。”

“没有呀!日本打中国关我屁事,它又没去打印度!”

“真的没看见?”

“我两眼不望窗外事,埋头只读英文书,”卡迪说完,耸了耸肩,拿起手中的书,装着埋头阅读的样子。馆长无可奈何,只好叫他出去。

事后,卡迪还绘声绘色地把这段有趣的故事讲给宗友听,两人笑得前仰后合。宗友举起大拇指说:“你真行!真能演戏!真够朋友!”

从此,卡迪经常应邀出席学生抗敌后援会举办的时事研讨会或读书会,成为支持中国抗日活动的国际友人代表——印度族学生。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为志同道合,互相信赖,互相帮助的好朋友。

张宗友自幼身体比较弱,少年时刻苦读书,近年来除了勤奋向学又忙于抗日活动,终于积劳成疾,经常咳嗽发烧,病倒了。医生们会诊后说,他患了严重的肺炎,尤其是左肺,恐怕保不住了,必须切除。为了保全他的性命,他的父母再三考虑后同意动手术。手术相当成功,但在手术过程中大量失血,身体十分虚弱,必须给病人输血。经常到医院探望病友的卡迪知道后马上报名捐血。经验血,他的血型和宗友一样,于是卡迪就成为给宗友输血的第一位朋友。不仅如此,他还动员了七八位印族朋友自愿捐血,加上医护人员的细心治疗和护理,病弱的身体渐有起色,脸色也慢慢红润起来。经过几个月的休息和调理,张宗友终于能够恢复学习和工作。这段经历真叫刻骨铭心呀!他永远不能忘怀他和卡迪之间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1940年他们同时在莱佛士学院毕业,双双获得一等荣誉学位。张宗友在政府劳工部任职员,卡迪在一家英文中学当教师。业余时间他们常常在咖啡店里喝咖啡,聊天叙旧,从家常到时事,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南进的叫嚷甚嚣尘上,他们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话题。他们十分了解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特别是日本法西斯犯下的南京大屠杀罪行更令他们震惊。他们不希望新加坡落入日本人手中,不想看到大屠杀惨案在这里重演。这就更加激发起他们参加抗日活动的热情。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进军东南亚。英,美,法军节节败退,丢失了大片殖民地。老百姓逃离了狼窝,又落入虎口,苦不堪言。战争爆发时,新加坡老百姓纷纷跑进半岛避难。宗友回到彭亨关丹他父亲和大姐家暂住,协助父亲在芭边(即森林边缘)的荒地开荒种地,种蕃薯和蔬菜。卡迪则跑到柔佛亲戚的胶园里避难。等到市面比较平静,他们才先后回到新加坡,但失业了好长一段时间。宗友曾先后在一家树胶厂和广东戏班当书记,工作不分贵贱,只要能找到三餐,他就去做。卡迪到一家印度餐馆当会计,还帮学生补习英文,也能勉强度日。他们共同见证了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报复星华义勇军的顽强抵抗而进行的大屠杀,看见横尸遍野,冤血染红了新加坡河。他们一起度过了日本统治下苦难的3年8个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邻近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率先宣布独立,原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新马也掀起反殖独立运动高潮,“MERDEKA(马来语“独立”的意思)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在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的推动下,进步知识分子在新加坡成立了以争取独立和民主为宗旨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在朋友的鼓励下,宗友和卡迪先后成为积极的盟员,宗友协助卡迪编辑英文版的地下油印报《自由报》,把中文版《自由报》上的重要文章译成英文,在英文版的《自由报》上发表,收到更好更广泛的宣传效果。宗友先后任《海峡时报》及《南侨日报》记者,后来被选为民主同盟秘书长。

1948年6月17日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实施紧急法令,进行大逮捕,宣布马共等爱国团体非法,引爆了全马的抗英武装斗争。紧急法令随后延伸到新加坡,爱国进步团体经常遭到打压,张宗友和卡迪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反殖斗争。在卡迪的倡议和推动下,成立了以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主的马来亚教师公会,团结了新马大批知识分子,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卡迪被选为教师公会主席。

1949年10月,中国招商局轮船海旋号在新加坡宣布起义,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宗友和卡迪等代表各界人民,支持起义员工,斥退企图阻挠的美国招商局代表。1950年,张宗友和卡迪先后被吸收被“马共”党员。

英殖民当局动辄挥舞紧急法令的大棒,对反殖爱国志士进行大逮捕和镇压。一个阴雨天,穿着黑色雨衣的卡迪急急忙忙跑进他和宗友约定经常接头的咖啡店,把宗友叫进厕所说,后面有人跟踪。宗友急中生智,快速脱下身上的黄色雨衣叫他穿上从后门逃走,自己则穿上他的黑色雨衣,把雨衣帽子拉起盖住大半个脑袋,慢条斯理地走回桌子,背靠大门坐下,埋头品尝咖啡。

两条大汉走到宗友后面,捅一捅他的背部,说:“跟我们去警察局走一趟!”

“什么?”宗友回答说,回头望了他们一眼。

“咦,怎么变成黄皮肤的?”

“我从不化妆,脸不变色!”

之后,风声越来越紧,政治部的狗腿子紧紧盯着卡迪,使他无法出来参加公开活动。宗友把卡迪安置在郊区他堂兄的菜园家里,那个区的菜农都是华人,几乎没有印度人居住。好处是那些狗腿子不会注意那个区。开始宗友还在堂兄家里日夜陪着他,白天不让他出来活动。他们一日三餐由他堂兄负责,宗友白天出去买点食物,如大米,面包和水果等,算是对堂兄的一点帮补。等到天黑了,左邻右舍都回家吃饭睡觉,宗友才陪着卡迪出来,在屋后树荫底下纳凉聊天。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三个月。

1952年,东躲西藏的卡迪终于被英殖民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回印度老家客拉拉邦。经父母介绍,他和一位贤良淑德的大学毕业生拉丝米结婚成家。不久,中国政府通过驻印度使馆邀请他们到中国北京电台工作。他们接受了邀请,经欧洲取道苏联到达北京。卡迪在北京电台当编辑,负责修改英文翻译稿。拉丝米在北京电台任播音员,并在北京广播学院教泰米尔文。

1953年,张宗友奉马共之命,偷渡到印尼雅加达,将流亡在印尼各地的新马同志组织起来,继续支援国内的反殖斗争。1965年他出任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简称“解盟”)驻雅加达代表团副团长,经历过苏哈托政变后大屠杀的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被捕坐牢,后经越南大使馆营救,辗转来到北京,见到了多年来在不同地方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老同学,老战友——卡迪同志。那种欢畅的心情真非笔墨所能形容呀!1967年“马共”驻北京代表团负责人对卡迪说,准备在北京成立“解盟”代表团,让卡迪任团长,宗友任副团长。卡迪一听就表示异议,说从资历到工作能力考量,宗友都应当团长。但负责人说,组织上已做全盘考虑,要他服从分配。1969年,他们又一起被调到“马共”设于中国的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担任编辑和领导工作直至1981年电台关闭。之后他们在中国大学教英语。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订,“马共”销毁武器,结束武装冲突,又经过几年的等待,张宗友才有机会回到新加坡工作。病重的卡迪更是日夜盼望着回新加坡,但有个领导人却从中阻挠,要他“等待一揽子安排,否则后果自负”。就这样,他回国的问题一拖再拖,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病重垂暮的卡迪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横下一条心,不顾一切后果,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在自己有生之年回到了曾经为之奋斗一生的老家。

(2016年12月25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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