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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儿子讨论中西教育的文化区别

来源: 作者:吕嘉健 时间:2019-05-31 16:16:11 点击:

这是十二年前的故事了。当时我儿子还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我们父子俩有一场中西教育的讨论。一方面我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大学教书的先生,有兴趣知道西方学术方式的细节,另一方面也想让儿子反思一下他们的学习方法。于是儿子介绍,我加以发挥。后来他也讲过他进入职场时的几番严格考核,从电话口试,到专业考试,再到小团队考核,最后到个人单独面试,都用到了大学里学习到的学术方式。这场讨论后来对他读项目管理Master's Degree也很有帮助。所以我将这段讨论略记如下。

某日,和儿子聊天。说的是教授怎样教书的问题。

儿子在Macquarie University学精算和经济两个学位,都是学习难度很大的学科,精算尤其难学,到毕业的时候,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同学是当初一起入学的。

怎样学习这样的学科,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逐步领会开窍的过程。

他们有一个美国来的教授,给他们上“微观经济分析”,该教授视野宏阔,每个星期上课,就给学生下发几十个经济案例,首先要阅读大量的经济学经典著作,要读很多经济信息和理论,然后给这些经济案例进行分析,做好准备,上课时进行发言讨论。每个案例都是问题,例如说到在某企业里,经理人和董事会以及下面员工的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保证有一个最好的经济效益,如何平衡很多方面的意志和方法分歧,观点和利益冲突,包括市场,成本,企业目标,董事会的意图,员工的利益和工作困难。

儿子给我口头翻译了几个案例,我是外行,听得糊里糊涂的,但是从儿子陈述的案例中知道,这个美国教授用的是最好的“研究性学习方法”,逼使学生自己探究学习。儿子虽然很赞赏这个教授讲课精彩,学识渊博,幽默风趣,但是抱怨说,他要我们读太多的书了,有不少的案例,我们连其中的问题焦点在哪里也摸不清,只能猜着理解,毕竟没有实际经验。上课时,教授深入分析后,经过大家讨论,就逐渐明白了。儿子还说,这个教授的案例全是新的,从案例的背景来看,都是最近发生的,世界各地跨国集团公司的问题,我说,自己做过教师,知道这个教授这样搜集案例,要花很多时间的,他非常敬业负责,以我的经验来看,他采取的是最西方式的教育方法,是美国最先进的教育方式,恐怕你的其他澳洲教授没有这样的水平。他想了想后说:是的。

儿子提到他们的教授普遍采取的教学方式是:

首先给学生们划一条曲线,说明某个经济学的定律,但是,却接着给这个定律提供无数的反例,说明在现实中这个定律和现象的关系不成立。例如失业率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这个曲线模式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再接着,教授就围绕这个问题给出许多学术界著名的理论,却对这些理论一一进行分析批判,一一否定。虽然分析精彩,涉及很多知识,但是课也到此为止了,没有给我们结论,没有告诉我们有什么解决方法。儿子说,我们因此都不知道有什么最好的方法。

我说:其实西方式的研究论文就是这样的,不是从正面去论证自己的观点怎样颠扑不灭,而是从反面对一个问题一一批判,排除许多反面的歧路,逐渐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经常是没有结论,只有否定性的分析批评,这个在研究方法上叫做“证伪”,出自于波普尔,后来哈耶克也继承了这种方法。

波普尔的哲学体系,重点在于批判的理性主义,这即与经典的经验主义及其观测-归纳法泾渭分明。波普尔尤其反对观测-归纳法,他认为科学理论不适用于普世,只能作间接评测。他也认为,科学理论和人类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识,都不过是推测和假想,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想象力和创造性,好让问题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框架中得到解答。人们只能依靠仅有的数据来树立这一科学理论,然而,此外又不可能有足够多的实验数据,能证明一条科学理论绝对无误。(例如,人们在检测100万头绵羊后得出“绵羊是白色的”这一理论,然而检测之外,只要有一只黑色的绵羊存在,即可证明前面的理论错误。谁又能无穷无止地检测绵羊,以证明“绵羊是白色的”理论的绝对无误呢?)这一“可错性”推演出的“真伪不对称性”(真不能被证明,只有伪可以被证明),是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核心。

这也就是最好的教学方法:“批判理性主义”的方法。没有结论就是最好的方法。这是西方最好的教学方法,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导师沿袭下来的最先进的方法。我们来到西方,要彻底肃清中国思想和思维习惯的劣质影响,首先确立波普尔的哲学观念:证伪一个命题是可能的,但是你不能证明某个命题为真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普遍的真理标准,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就无所不知了。真理就是符合事实。

我说,波普尔特别强调的是“知识成长的逻辑”,这才是最有价值的,科学知识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地对试验性猜想的自觉批判,也就是对猜想造成一种选择压力。只是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怎样得出正确的结论,要在实验中才可以得到。科学是实验,生活和工作也是实验,是一个不断探索、尝试(试错)从而得到成长的过程,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儿子问:为什么?

我先从中国的教育方式说起:在中国,从最高层的政治家开始,到下面每一个大学教授或者中学教师,小学教师,永远只讲一种观点,例如马克思主义,或者毛思想,邓理论,或者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朱熹王阳明的思想,这是定论,是不允许讨论的,是所谓的“真理”;然后围绕这个定论,旁征博引地进行正面论证,做得滴水不漏,所谓论证有力,论据充足,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得十分完美无缺。证明完了,课也就上完了。可是没有任何反面信息和反面观点,没有质疑,没有其他的思考和思想的路子,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世界啊!可是这是完全虚假的空中楼阁。

学生接下来就是记忆和背诵,考试的时候要求能够把教师所说的默写出来,谁默写得最完整详细,谁就得到最高分数。我说,你在中国读初中时,最害怕的不就是这样的死记硬背么?这是培养奴才和蠢材最好的方法,只教死的定论,不给创造的自由,更不教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除了教师所讲的知识,你什么都不知道。他不要求你思考,也不要你探究。这是最虚假的教育,其实最严重的还是:连“问题”也没有产生,连问题在哪里也不知道,因此学生也就根本没有创造性。在中国,所有教师和所有教材说的都是一样的,于是所有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头脑也是一样的,知识结构一样,个性也一样。这样就很利于从上而下地进行管治。过去有个说法:“八亿人民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毛的思想,人民没有自己的头脑。

我接着说: 回过头来看你们教授的方法。他首先给你摆出问题所在,连公认的定律都是不完美的;然后给你介绍种种从不同角度发展出来的思想方法,有各种不同的学派,用不同的方法论进行假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教授还要一一分析批判,找出他们不完美不完善的地方,各种观点的理论出发点不同,解决问题的手段也不一样,但是却给你们展开了人类所有精英思考的最好的成果,你们的眼界就很开阔了,就有了最好的视野。但是还是不给你们任何固定的结论。

这个世界有没有固定的结论呢?对于任何最具体的问题来说,是没有固定的结论的。具体的结论和方法是变化不居的,都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和具体的目标创造出最实用的策略。所谓策略,就是根据目标,背景,主体,条件,自己制定出来的,要能够创造出自己解决问题的策略,就要具有找出问题的能力,要掌握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背景,知道最基本的曲线模式是什么,知道在这类问题上有多少个学派和观点方法;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目标,条件,创造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不要固定结论,要懂得创造的方法,要求不断的追问下去,这是西方文化的本质所在,追究真理的态度和方法,就是这样的。在古希腊,苏格拉底首创这样的哲学方法,他说自己最优越的地方就是:“我知道自己是最无知的,所以我是懂得最多和最有智慧的人。”他说自己是知识的“接生婆”,他就在不断地和所有人谈话,不断地质疑问题中,使和他谈话的人自己逐渐得出结论。他不给出结论,却给所有人催生思想。

中国人喜欢由长辈和有权力者、掌握知识的人给出结论,好像这是最省事快捷的方法,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停止了思考,大家都成为笨蛋。在教育上的危害最恐怖。其最大的思想障碍是:认为某种思想是可以证明其是正确的,它只反复地千篇一律地为一个简单而荒谬的观念立论,但是却不允许证伪,不允许反思,不允许批判。所有的人从教育里走出来之后,都发现社会、存在的状况和一切事实与教育是相反的,于是就产生了信仰空洞,但是又没有学会证伪和追究探索的方法论,没有学会学习,既对所有的教育和所得到的知识“逆反”,又没有自己建构探索事实真相的能力。全社会由此发生了精神危机问题。大家都有一套被灌输洗脑的信念,既默认了它,又不相信它,就会把它们作为一种攫取权益的敲门砖,只好崇尚权力、资本和势利定律,迷信潜规则和厚黑学,于是渐渐道德变坏,人品腐败,大家都成了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三十六计的精英。

西方教育喜欢给这个世界留出空白,留下空间,要求你不要相信有任何一个道理是既定的真理,所有的方法都是相对的优势和具有相应的对应性,重要的是教会你学会分析批判的方法,学会质疑,对问题和知识保持着警惕心理,要求你要在实际情景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创造性和创造能力培养的方法。你可以选择任何前人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借鉴,可以综合,但是却没有现成的可以照搬。

我接着对儿子说,你过去说你们的教授总是把所有问题和知识设定为“假设”的,这就是这种教育和创造方法的精华。“假设”太好了!的确,所有的都是一种假设,没有定论,所有的定论都是死的,是过去式,凡是未来的问题,都是假设的,只有在假定性中,我们才会学会怎样进行思考和创造。

我说:你们的学校是在教你们怎样进行研究,怎样在将来的实践中做事业,怎样做创造性的工作,不是教你们读死书,死读书和读书死,你获得的是最好的教育啊!

儿子还说到,例如在关于怎样进行投资方面,其他专业出身的人士(例如学习金融的),会很相信投资的理论曲线模式,会根据这个曲线来进行投资;一般人则关注投资信息,根据投资信息进行投资选择;但是他们学习经济的专业人士,既不相信投资曲线模式,也不相信投资信息,可是我们相信什么呢?现在就有些彷徨。

我说:不相信就是优势!这是你们超越上面两种人的发展余地,你相信固定的东西,只有迷信。在“信仰-知识-行动”这个三角形结构中,应该有一个灵活的变化函数存在,不要给其中一个制约着。知识只是一个背景,不是死的结论,迷信曲线,就不会变化;迷信信息,就只会被假象迷惑。你们学习经济学的专业人士都知道曲线模式和投资信息,但不会给它们制约,既知道,又不会死板照搬,只有这样,你们才会根据实际问题得出投资策略。道理和上面说的一样。

儿子还给我介绍了他们在精算专业中学到的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大框架设计方法”,大致也是首先确定问题所在,然后列出目标,条件,背景,确定共同要遵守的原则,各种方法,有多少种可能性,再设计出一步一步发展的步骤,最后在行动中边实验边修正,一步一步地试误,直至达到成功目标。他说,这是他们在精算专业最高阶段要学习的方法论。我因此大开眼界,可惜我对经济和精算都是门外汉,对儿子所说的内涵,感到很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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